殿试作为科举的最高一级,是与皇帝联系最为紧密的环节。作为科举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殿试经历了唐代的草创、宋代的定制与元代的变革,在明代发展到鼎盛阶段。明代殿试的沿革以皇帝加强皇权的政治需求为标尺,表现出鲜明的皇权性。明代殿试在洪武至宣德年间确立并发展,随着对官员出身资格的日益看重,在正统至正德年间稳步巩固,嘉靖以降,为保证皇权在取士上的绝对权威,皇帝对殿试规则进行了变更与强化。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皇权需求的过程中,明代殿试发展到空前成熟和完备。皇帝是殿试程序顺利运行的关键角色。明代的殿试程序沿袭宋制,包含从殿考至立石题名在内的一系列环节。殿试的主考官由皇帝亲自担任,读卷官与执事官的人选,由皇帝在殿试前几天进行任命,殿考、读卷与分甲、传胪与上表谢恩环节由皇帝亲自主持,其他环节皇帝虽不亲临,但也会提前进行安排。皇帝“亲行之”的特性,使得殿试的每个程序,都具有严格的礼仪规制和运行规则。皇帝亲自主持各项隆重的典礼,表现出了对殿试取士的关照之意。殿试考生多为日后核心政治区高级官员的后备人选,故皇帝对殿试选士尤为看重。为掌握取士权,明代皇帝对殿试的把控,着重体现在殿试的时间地点、策题、读卷及进士恩荣宴方面。从殿试的时间地点来看,明初将殿试的时间设立在会试后的三月初一。由于殿试时皇帝“临轩策试”,而三月初往往朝务繁重,故皇帝为保证可以亲临,经常将殿试时间合理延后。成化二十三年(1487)宪宗为保证殿试如期举办,将日期改为三月十五日,自此,殿试改期的现象大为减少。为彰显对殿试的看重之意,皇帝一直将殿试地点设在皇宫主殿。殿试策题是皇帝与参试举子沟通的渠道。殿试仅考策问一道,为了能够选拔心仪之士,明代皇帝将殿试策题的制题权牢牢掌握。策题有时由皇帝亲拟,有时先由阁臣拟定多个备选,皇帝再从中选定,如对策题内容不满意,皇帝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修改。策题内容涉及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不同历史时期策题的侧重点不同,它是皇帝政治思虑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务性特点。读卷是殿试排名的决定性环节。明初皇帝对国家的把控达到极致,皇权在读卷环节有绝对的威慑力。但随着明代皇权的弱化倾向与内阁地位的提高,皇权在读卷环节的辐射范围受到限制,加之读卷官向皇帝进读试卷的数量有限且由读卷官选定,使得阁臣及读卷官作弊的隐患大大增加。明代皇帝为保障殿试的公平性,保证皇权对殿试结果的绝对影响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阅卷方面,延长了阅卷时间、严密了试卷转送及分甲程序,严格了阅卷规则;在进读数量方面,自明初起,读卷官通常进读三卷,嘉靖八年(1529)世宗增加至六卷,十四年(1535)再次增加至十二卷,至崇祯再次增加,扩大了皇帝的选择范围;为防止读卷官徇私荫子,首创殿试读卷官回避制度;皇帝有时还根据主观意志决定殿试排名,体现了皇权的无条件性。明代皇帝通过加强对殿试读卷的掌控力度,达到了扩张取士权的目的。进士恩荣宴由皇帝亲赐,皇帝虽不亲临,但会指派武勋大臣一员代表皇帝出席,以显示皇帝天威。弘治三年(1490)以前,皇帝任命武勋大臣“侍宴”,自孝宗起,皇帝开始注重强调武勋大臣在宴席中的地位,多次命其“主宴”、“主席”。嘉靖五年(1526)暴发了关于恩荣宴位次的争论,世宗为打压文官势力,支持武臣郭勋的观点,命武勋“中席主宴”,向百官及新科进士强调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性。明代还发生过六次皇帝殿试“不御殿”的特例,主要分为皇帝突发疾病、怠政、年迈三种类型,从时间上看,明显集中在正德、嘉靖年间。皇帝殿试“不御殿”与皇帝的性格及施政态度有关。武宗因性格叛逆及其消极的施政态度,对殿试并不重视,连续三次殿试“不御殿”。世宗实际上对殿试非常重视,嘉靖十七年(1538)他在探索新的国家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故意缺席殿试,但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妥,此后除嘉靖四十四年(1565)因年迈无法御殿外,再未缺席过殿试。皇帝缺席殿试,不仅会降低殿试的功能性地位,还可能给权臣插手取士的机会,成为建立君臣良性关系的阻碍。明代殿试对皇权政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进士广阔的仕途前景,不断激励士人参试,使朝廷网罗和控制了源源不断的人才。皇帝亲任主考,将新科进士变为天子门生,淡化了考生与考官之间的恩遇关系,收揽了取士大权。同时,皇帝在一定限度内容许现任大臣子弟登第,达到了笼络朝臣,稳固朝堂的目的。明代殿试就是皇帝维护皇权统治的政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