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留日学生几乎全部愤而归国，近代中国大规模的留日运动告一段落。但随后成立的日伪政权为培养“亲日”人才开始选派留日生，不少学子为探究敌情或寻找出路，也自备斧资去敌国留学，故留日教育仍赓续未绝。据笔者考证，1938-1945年间，有明确记载的鲁籍留日学生即达378名，据估算则约有500名左右。日伪时期，山东沦陷区的青年学子因国内学校破坏严重，且大多数被日伪接管，成为推行奴化教育的场所，赴国统区的道路又遭到封锁等原因，或为摆脱日寇出任伪职的纠缠，或出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心理，或在日伪政权的鼓励政策及庚款留日补助的引诱下，或在亲朋师友的劝说与推荐下，远赴敌国求学，虽非明智选择，却是无奈之举。日伪时期山东的留日学生具有以下特点:其籍贯主要集中在青岛、蓬莱、黄县等东部沿海地区与济南等内陆的行政中心；公费生占少数，绝大多数是自费生；就读的学校主要集中在东京；习文科者远多于习理科的人数；留学前大多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等等。日伪政权费尽心机选派留日学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有计划地培养一批“高级汉奸”，但与他们的意图背道相驰，不少鲁籍留日生在日求学期间便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反日爱国活动，学成归国后更是举起了抗日的旗帜，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但也确有部分留日生到日伪政权中任伪职。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之中并未出现像王辑唐、汪精卫之类的大汉奸，其危害性并不大！抗战胜利后，他们有的参与收复区的反甄审运动；有的以民主党派、政协委员等身份，成为新中国初期重要的民主力量；有的成为文艺界的名人、战后教育重建的骨干力量、各类科技专家、医药领域的带头人、农工领域的卓越人才等等。这一时期的鲁籍留日生虽为日伪政权所派，且有部分出任过伪职，但把他们称之为“汉奸”则有失公允！因为日本投降时，他们或任伪职不久，或尚未毕业，并未做危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事情。这一时期出现的大汉奸，大多数是民国前期的留日生。战时留学日本只是无奈的选择，而且他们归国后弥补了战时造成的人才短缺局面，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力量。“战时求学异邦，并非日伪奴才”，这就是本文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