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学是关于定罪量刑的科学。探究出定罪量刑的恰当根据，并将其一以贯之，是刑法学界长期以来所追求的目标。历史上，刑法观曾发生过从结果主义刑法向行为主义刑法、再从行为主义刑法向行为人主义刑法的两次重大转变。然而，行为主义刑法和行为人主义刑法都存在明显的漏洞，其后各种折中主义的刑法理论，也多是从形式上进行理论的修补。人格刑法学独辟蹊径，以犯罪人的人格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被称为刑法史上的“第三次变革”。本文即以人格为视角，来重新诠释刑法在定罪、量刑中的具体运用。对此，本文行文五章以进行阐述。　　 第一章，人格与刑法中的人格。心理学上的人格，内涵广泛，包括人的情绪、需要、动机等诸多方面。刑法中的人格源于心理学上的人格，故刑法中的人格具有心理学中人格的一般特征，但两者的内涵并非等同。由于刑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调整手段的严厉性等，刑法实际上只调整行为人人格中的极小一部分，即对刑法所保护价值持否定态度的部分。因此，刑法中的人格特指“行为人对刑法保护价值所持的一种对立或敌视态度”。随后本章将刑法的人格与“犯罪人格”、“人格缺陷”、“主观恶性”以及“人身危险性”等概念进行了比较。上述概念，虽然内涵有所相似，但使用“人格”的概念最为合适。　　 第二章，人格与定罪量刑的关系。行为刑法和行为人刑法是近代刑法的两大代表，但两者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前者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意志自由，存在明显的不足;后者又完全否定了行为人的自由意志，等等。而人格刑法以犯罪人的“人格”作为评价外部行为的内在根据，以外部行为为评价对象，有效地实现了主客观相统一，代表了刑法的发展方向。而关于刑罚的目的，本文认为将“报应”视为刑罚的目的或目的之一都是没有意义的，刑罚的目的只能在于预防，但需要借助报应作为预防之手段。要预防犯罪，需要弄清犯罪的原因。本文认为，犯罪是犯罪人的主观个人因素和客观外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不能归责于犯罪人，因此刑罚的根据只能在于犯罪人可以掌控的因素，即人格态度。本文认为犯罪人的人格是定罪量刑的最终根据。　　 第三章，人格的认定。心理学对于人格的研究较为深入，多数人格刑法论学者在人格认定的问题上，都是借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诸如“晤谈法”、“投射测验”、“自陈量表”、“行为评鉴”以及“隐测法”等。但由于心理学中的人格与刑法中人格在内涵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且心理学的测量手段也不尽完善，因此将心理学上的人格测量手段运用到刑法中是不可靠的。人格的认定应当以“人格行为论”为基础，除了行为之外，刑法中不应该存在其他认定人格的手段，这是遵循人格行为理论的必然结论，也是坚守“行为与责任同在”、保障人权理念的应然之义。在刑法学中，作为犯罪人人格的体现，其人格除了主要表现为涉案行为之外，还包括案前行为和案后行为。对这些行为的解释和判断，都应当最终回归到犯罪人的人格上去。　　 第四章，人格在定罪中的运用。古典刑法学派完全排斥人格在定罪中的适用、实证刑法学派虽以“危险性格”为据，却易侵犯人权，后期学派也多是将人格引入到量刑领域。我国学者在人格引入定罪的问题上，存在“否定论”、“出罪论”、和“法定论”几种观点，都较为片面。实际上，任何犯罪都是定性与定量的统一，故人格在任何犯罪中都可能产生出罪或入罪的效果，关键是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已经达到了某罪成立所要求的人格对立程度。对此，其判断的主要依据是“立案标准”，但并不绝对。具体言之:行为人的行为虽达到了立案标准，但存在其他要素能表明行为人人格对立态度较低的，可以不认定为犯罪;行为人的行为虽未达立案标准，但存在其他要素能表明其人格对立态度较强的，也可以考虑认定为犯罪。这就要求司法实践中在给予法官更多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应设计相关的制度保障，以防权力滥用。　　 第五章，人格在量刑中的运用。将人格引入到量刑领域是刑法学界的通说，但通说的观点只是将人格作为衡量人身危险性的一个要素加以考虑，且人格往往只是充当酌定的量刑情节在发挥作用。实际上，人格是适用刑罚的最终根据，量刑中的一切要素都应当回归到对人格的评价上来进行裁定。对此，本章首先分析了犯罪人的成长环境对量刑的影响。人格总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形成的，如果成长环境对犯罪人人格态度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作用，则在刑罚的裁量过程中应当加以考虑，但我国刑法对此不够重视。随后，本章分析了量刑中的两个重要情节——“自首”和“立功”，在量刑中的运用。自首和立功都能够带来一定的司法效益，具有功利性。但刑罚的根据在于犯罪人的人格状况，因此功利性不是自首和立功的从宽处罚根据，而只是自首、立功所具有的附带效益。在成立自首、立功的前提下，是否要给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给予犯罪人从宽处罚，关键还是要看此自首、立功行为是否已经体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犯罪人人格态度较轻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