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尚未脱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模式。2020年,承载了全国63.9%人口的城市产生的碳排放超过了全国总量的70%,足见城市是当前推进我国低碳经济转型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战场”。随着绿色发展理念、“双碳”目标等国家战略逐渐落地,绿色智慧城市的建设在各地级市陆续布局。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先行资本和硬件支撑,能源、交通、通信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抢抓绿色智慧转型重大发展机遇的基本抓手,力图在低碳减排、运输结构调整、综合交通网络效率提升、物流成本削减、通信化和资源共享等方面提供基础支撑,赋能城市绿色智慧发展。然而,冗余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一个高耗能低效率的过程,在利用基础设施进行商品贸易、生产性活动时也会形成新的排污源,或成为制约城市绿色智慧发展的瓶颈。本研究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框架基础上,基于SBM-GML指数测算城市绿色智慧发展水平,采用221个地级市2005-2019年面板数据,探讨能源、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智慧发展水平的动态影响和时空差异,明晰城市规模对门限依赖变量能源、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门限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能源、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智慧发展水平的间接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提出政策建议,为推动城市绿色智慧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2005年至2019年期间,我国城市整体的绿色智慧发展水平呈“U”型波动上升趋势,且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华东地区始终处于领先水平,2013年后西南和中南地区逐步提升,东北和西北地区则始终处于全国较低水平。（2）从整体的基准回归结果来看,能源、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对我国城市绿色智慧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在不同分位点上的作用具有分异特征。整体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低水平分位点上会抑制城市绿色智慧发展水平,在高分位点处的促进作用则更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仅在Q=0.9时抑制城市绿色智慧发展水平,而在其余分位点处均发挥了促进作用。（3）区域和时期异质性结果显示,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智慧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具有时空异质性特征。其中,区域异质性结果显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未对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城市的绿色智慧发展水平发挥积极作用,但对其他地区则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华东地区城市的绿色智慧发展水平,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仅在华东地区对城市绿色智慧发展水平具有正向影响。时期异质性结果表明,2013年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智慧发展水平的影响由负转正,且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智慧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4）从控制变量的作用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政府规模对城市绿色智慧发展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而人力资本水平并未能实现促进城市绿色智慧发展水平的预期作用。（5）从门限效应来看,城市规模对能源、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均存在单一门限效应,但局限于华东、东北和西北地区,且不同类别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大、小城市规模下对城市绿色智慧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6）从中介效应结果来看,国内贸易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绿色智慧发展水平的过程中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国内贸易水平也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绿色智慧发展水平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他中介效应则不稳健或不显著。（7）从空间效应结果分析可知,能源、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智慧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且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对城市绿色智慧发展水平表现出积极的溢出作用,而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未实现预期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