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府维护或变革农民工体制是个理性考量的结果。在这一体制变革的博弈中，农民工群体在市场经济中不利的经济地位与政治生活中的弱势使得其作为博弈一方几无谈判力量。在工业化进程中，城市社区由于其拥有的吸引、积聚经济资源的能力而在城市与农村竞争中占有利地位，只要农民在城市获得的总效用大于在农村的效用，农民工流入城市就是必然的过程。即便是歧视性的制度设计带给农民工负效用，只要这种制度设计依然满足农民工的参与和激励相容约束，对农民工而言进城就是一种理性选择。 城市政府作为城市居民的代理人，为维护城市选民的利益，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以保障选民的利益，制度作为强制消费的公共品存在，起着加总成本与收益的效果。一系列关乎农民工的政策措施限制了农民工的权益，起到了保护城市居民的效果。 作为总体的城市与农民工的对立就集中表现为农民工体制上，总体城市与农民工的博弈就是一个完全要价博弈(Acceptorgo)，农民工体制就是这样一个不对等博弈的产物。然而在城市之间也存在争夺资源的激烈竞争，作为一定资本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农民工在不同层级的城市中其所处的地位也就不同，再加上其他社会因素，各个层级的城市对于农民工的政策措施也就表现不同。 一个悖论：最大量需要农民工的城市其事关农民工的政策措施的变革越缓慢，即使有变革也只是在政策的边缘进行调整，事关农民工体制核心的诸如户籍制度的调整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农民工流出地域的城市其农民工体制的变革越发触及既有体制的核心。 一个总结：有利于农民工群体的制度变革既非仁政也非德政，是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方理性选择的结果。 一个新现象，民工荒现象和新农村建设或许能够为我们思考体制变革提供一点思考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