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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经过多年高速发展，如今己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近些年来，中国积极主动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采取的措施包括推行“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立多个自由贸易区、组建“亚投行”组织等，这些措施使中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
在资本市场方面，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密切相关性也逐步增强。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继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扬帆起航。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和改革，中国股市在规模、投资方式、市场的运行机制和整体实力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和改善。其中里程碑般的事件包括2005年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2008年启动的融资融券试点、2012年的退市制度改革；并且进一步引入了众多期权期货等衍生品。在不断完善国内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中国资本市场也在开始对外开放。采取的措施包括向国内个人投资者开放B股、推出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银行间债券市场改革等。正是随着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内地股市与境外市场间的联动性也日益增强。
近期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是内地与香港股市间的联动性。因为香港不仅是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还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继“沪港通”之后启动的“深港通”，作为深市和港市资本投资的通道，不容置疑地对两个市场的联动性产生了影响。通过比较“深港通”实施之前与之后两地股市整体和行业层面波动溢出效应的差异，可以对“深港通”的作用和有效性进行评价，对于投资者来说，更可以参考结论来选择投资标的，并对所承担的风险有更清晰的认识。为了研究两市在总体和行业层面上的波动率溢出效应的变化，本文将选取深圳成指和深市的行业指数以及恒生指数和恒生综合行业分类指数的收盘价得到的收益率序列，采用BEKK-GARCH模型建模对“深港通”实施之前和之后两市之间的联动性进行比较分析。
本文正文一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包括背景部分介绍，选题意义，文章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介绍。第二部分总结了国内外研究“深港通”和市场间联动性的相关文献。第三部分是对联动机制理论的介绍。第四部分是对数据和模型的介绍。数据部分本文选择了深圳成指和深市的行业指数以及香港恒生指数和恒生综合行业指数作为代表指数来研究两市之间的波动率溢出效应，同时，为了研究“深港通”开通的作用，本文将总样本分为两个分样本，分别是“深港通”开通之前和开通之后。而模型的选择，通过比较各种多元GARCH模型的优缺点，最终选定BEKK-GARCH作为最主要的模型。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结果，这一部分包括市场间线性引导关系的检验和非线性引导关系的检验。线性引导关系通过 Granger 因果检验实现，而非线性则通过BEKK-GARCH模型实现。同时，这一部分还包括对数据平稳性的检验，根据信息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对收益率序列进行ARCH效应检验保证使用GARCH模型的可行性，对回归后的标准化残差进行Ljung-Box检验和ARCH效应检验以验证模型的合理性。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建议。这一部分总结了实证分析的结果，并分析了这种结果形成的原因，最后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最重要的研究结论包括：
第一，通过 Granger 因果检验市场整体和行业的层面上两市之间的线性引导关系，在市场整体层面上，发现“深港通”的启动使深市对港市的整体线性引导关系得到加强，而港市对深市的引导效果增强不明显。在分行业的层面上，发现“深港通”的启动使深市对港市的线性引导关系有显著的增强，主要是能源、材料、工业和公用事业这四个行业，与整体层面的结论相同，港市对深市的线性引导关系的增强不明显。
第二，通过BEKK-GARCH模型对股指收益率建模，估计条件方差方程的参数，通过单个参数的显著性判断波动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发现在市场总体的层面上，不管是在“深港通”启动之前还是之后，波动率溢出效应都是存在的；在分行业的层面上，也发现了相同的结果，但是各行业间略有差异。
第三，通过 Wald 参数联合检验结果判断两市的波动溢出效应是否对称。发现在市场总体的层面上，深圳成指和恒生指数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由最初的深市对港市的溢出比较明显，到“深港通”启动之后的双向波动率溢出效应都很明显，实现了由不对称到对称的改变。而从行业层面上来说，在“深港通”启动之前，材料业表现出由港市到深市的单向波动率溢出效应，其他波动率溢出效应存在的行业的波动率溢出都是对称的。
第四，通过比较“深港通”开通之前和之后单个参数检验和联合参数检验结果可以得出“深港通”的启动对两市之间波动率溢出效应的影响，发现“深港通”的启动对市场整体和大多数行业的深市和港市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都有增强效果。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第一，在本人所查阅的文献中，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内地和香港两市之间的联动性研究几乎没有，而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集中于对“沪港通”，基于“深港通”启动的实证研究由于客观原因寥寥无几，本文对两市波动率溢出的研究丰富了这一课题。
第二，之前关于两市之间联动性的研究没有深入到行业的层面，大多选择市场整体指数或者 A+H 股交叉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本文除了按照传统的方法选择恒生指数作为港市的代表指数，选择深圳成指作为深市的代表指数，同时，还选取11个恒生综合行业指数和10个深市的行业指数中可以对应的 6 个行业指数进行研究，通过分行业来具体分析“深港通”的启动对两市波动率溢出效应的有无、方向和强弱。在市场整体的研究基础上，加入了行业指数的研究，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整体波动溢出效应的变化是由哪些具体的行业引起。
第三，通过整体和分行业的波动溢出效应的检测发现，整体波动率溢出效应的增加的最主要来源行业是信息技术业和公用事业，其他行业的贡献不太明显。不管是从投资者还是监管者的角度上来说，都应该对这两个行业两市之间的强波动溢出加以关注，以防范大规模的风险。
在资本市场方面，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密切相关性也逐步增强。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继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扬帆起航。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和改革，中国股市在规模、投资方式、市场的运行机制和整体实力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和改善。其中里程碑般的事件包括2005年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2008年启动的融资融券试点、2012年的退市制度改革；并且进一步引入了众多期权期货等衍生品。在不断完善国内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中国资本市场也在开始对外开放。采取的措施包括向国内个人投资者开放B股、推出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银行间债券市场改革等。正是随着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内地股市与境外市场间的联动性也日益增强。
近期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是内地与香港股市间的联动性。因为香港不仅是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还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继“沪港通”之后启动的“深港通”，作为深市和港市资本投资的通道，不容置疑地对两个市场的联动性产生了影响。通过比较“深港通”实施之前与之后两地股市整体和行业层面波动溢出效应的差异，可以对“深港通”的作用和有效性进行评价，对于投资者来说，更可以参考结论来选择投资标的，并对所承担的风险有更清晰的认识。为了研究两市在总体和行业层面上的波动率溢出效应的变化，本文将选取深圳成指和深市的行业指数以及恒生指数和恒生综合行业分类指数的收盘价得到的收益率序列，采用BEKK-GARCH模型建模对“深港通”实施之前和之后两市之间的联动性进行比较分析。
本文正文一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包括背景部分介绍，选题意义，文章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介绍。第二部分总结了国内外研究“深港通”和市场间联动性的相关文献。第三部分是对联动机制理论的介绍。第四部分是对数据和模型的介绍。数据部分本文选择了深圳成指和深市的行业指数以及香港恒生指数和恒生综合行业指数作为代表指数来研究两市之间的波动率溢出效应，同时，为了研究“深港通”开通的作用，本文将总样本分为两个分样本，分别是“深港通”开通之前和开通之后。而模型的选择，通过比较各种多元GARCH模型的优缺点，最终选定BEKK-GARCH作为最主要的模型。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结果，这一部分包括市场间线性引导关系的检验和非线性引导关系的检验。线性引导关系通过 Granger 因果检验实现，而非线性则通过BEKK-GARCH模型实现。同时，这一部分还包括对数据平稳性的检验，根据信息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对收益率序列进行ARCH效应检验保证使用GARCH模型的可行性，对回归后的标准化残差进行Ljung-Box检验和ARCH效应检验以验证模型的合理性。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建议。这一部分总结了实证分析的结果，并分析了这种结果形成的原因，最后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最重要的研究结论包括：
第一，通过 Granger 因果检验市场整体和行业的层面上两市之间的线性引导关系，在市场整体层面上，发现“深港通”的启动使深市对港市的整体线性引导关系得到加强，而港市对深市的引导效果增强不明显。在分行业的层面上，发现“深港通”的启动使深市对港市的线性引导关系有显著的增强，主要是能源、材料、工业和公用事业这四个行业，与整体层面的结论相同，港市对深市的线性引导关系的增强不明显。
第二，通过BEKK-GARCH模型对股指收益率建模，估计条件方差方程的参数，通过单个参数的显著性判断波动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发现在市场总体的层面上，不管是在“深港通”启动之前还是之后，波动率溢出效应都是存在的；在分行业的层面上，也发现了相同的结果，但是各行业间略有差异。
第三，通过 Wald 参数联合检验结果判断两市的波动溢出效应是否对称。发现在市场总体的层面上，深圳成指和恒生指数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由最初的深市对港市的溢出比较明显，到“深港通”启动之后的双向波动率溢出效应都很明显，实现了由不对称到对称的改变。而从行业层面上来说，在“深港通”启动之前，材料业表现出由港市到深市的单向波动率溢出效应，其他波动率溢出效应存在的行业的波动率溢出都是对称的。
第四，通过比较“深港通”开通之前和之后单个参数检验和联合参数检验结果可以得出“深港通”的启动对两市之间波动率溢出效应的影响，发现“深港通”的启动对市场整体和大多数行业的深市和港市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都有增强效果。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第一，在本人所查阅的文献中，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内地和香港两市之间的联动性研究几乎没有，而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集中于对“沪港通”，基于“深港通”启动的实证研究由于客观原因寥寥无几，本文对两市波动率溢出的研究丰富了这一课题。
第二，之前关于两市之间联动性的研究没有深入到行业的层面，大多选择市场整体指数或者 A+H 股交叉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本文除了按照传统的方法选择恒生指数作为港市的代表指数，选择深圳成指作为深市的代表指数，同时，还选取11个恒生综合行业指数和10个深市的行业指数中可以对应的 6 个行业指数进行研究，通过分行业来具体分析“深港通”的启动对两市波动率溢出效应的有无、方向和强弱。在市场整体的研究基础上，加入了行业指数的研究，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整体波动溢出效应的变化是由哪些具体的行业引起。
第三，通过整体和分行业的波动溢出效应的检测发现，整体波动率溢出效应的增加的最主要来源行业是信息技术业和公用事业，其他行业的贡献不太明显。不管是从投资者还是监管者的角度上来说，都应该对这两个行业两市之间的强波动溢出加以关注，以防范大规模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