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启蒙运动中,“女性解放”作为“人的觉醒”的启蒙命题的子命题被提上议程。然而,从“五四”启蒙的理论前沿《新青年》杂志有关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由于社会性别身份的历史传承带来的男权意识,男性启蒙者在性别压迫问题上无法避免地存在着态度上的游离和规避,女性既不是启蒙的起点也非启蒙的终点。但在客观上,女性却从中收益,开始踏上主体觉醒之途。冰心、冯沅君、庐隐、凌叔华是“五四”启蒙运动催生的第一代女性书写群体,但她们的文本局限于对男性历史宏大叙事话语的回应和附和。 丁玲早期的创作标志着女性主体意识的初步萌发,其文本表现出的对男权秩序的瓦解、对女性独立命运的关注及女性情感内核的苏醒均指向女性主体性的确立。但丁玲不是一个自觉的女权主义者,其表现出的女性主体意识无法得到社会意识的认同与接纳,在绝对的孤独中只有向“五四”女性解放设定的集体主义轨道回归——以丁玲30年代创作上的“转向”为标志。丁玲的“转向”并非是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叛离,而是意图对女性主体与集体主义进行一次强力整合。丁玲30-40年代的小说文本中的分裂现象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在集体主义中的畸形发展。随着政治团体的正规化和秩序化,女性主体意识越来越受到挤兑,最终,丁玲作为女性个体虽然达到了对女性传统命运的超越,但她不得不放弃对女性整体命运的思考。“飞蛾扑火”即是对女性主体意识在男权秩序中的宿命悲剧的象征性寓言。 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进行阐述:第一章分析“五四”女性解放理论逻辑和第一代女性书写文本;第二章分析丁玲女性主体意识在其早期文本中的体现;第三章分析丁玲女性主体意识在政治革命话语下的畸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