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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同样遇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环境问题:发展造成的环境问题和不发展造成的环境问题。前者称为“工业化污染”,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后者即为“贫困污染”,主要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压力过载造成的环境退化,并在人口压力和环境退化之间形成恶性循环,本质上是贫穷引起的综合症。长期以来,我们对前者关注相当多；而对后者,即西部地区因不发达造成的生态退化和贫困这一突出问题,认识和重视均严重不足。
基于土地发展权的独特视角,本文对生态脆弱区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与政策作专门探讨。这不仅可以协调生态脆弱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实现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促进生态功能区建设,而且可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户、企业等不同行为主体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作为一项重要的土地产权制度,国外土地发展权的实践和理论都比较丰富。尽管我国事实上存在着大量的土地发展权问题,但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制度安排。国内有不少学者从理论上对土地发展权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也对生态脆弱地区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这些研究更多涉及生态脆弱地区的具体发展对策如何完善,土地发展权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农地保护等方面,而运用土地发展权来分析生态脆弱地区经济发展的专门研究几乎还没有。
本文研究过程中,涉猎了经济学、生态学、生态经济、区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并借助了多种研究方法,如制度的历史的、动态的分析方法、案例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等。
本文结构由四部分共七章构成: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是导论,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文献回顾、论文结构以及可能的创新。
第二部分即第二章,提出本文的基本理论框架。本部分追溯了生态脆弱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认识历程,分析了生态脆弱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最后从发展权和土地发展权缺失的视角入手,提出了本文后面具体论述的分析架构。
第三部分包括第三、四、五、六章,分别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户以及企业等不同行为主体的层面,深入探讨其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时的价值取向及其行为调适和优化。在理性经济人的前提下,本文认为,中央政府通常选择生态保护优先,企业和农户追求最大的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则追求经济发展优先、生态保护次后。本文发现,中央政府采取严格保护生态的规划、纲要、措施等,可能会对其它行为主体的发展权和土地发展权造成压抑或剥夺,后者则会采取相应的对策进行抗争,所以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相关政策完善来协调各主体的利益诉求。
第四部分即第七章,总结现行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本文认为,从土地发展权保障和实现的高度,应对生态补偿、生态移民、产业开发等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尽可能发挥各行为主体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以下方面:
1.尝试用土地发展权来分析生态脆弱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土地发展权是国外用于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土地产权制度,能够有效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目前国内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地保护、失地农民权利保障等方面。本文从土地发展权限制与抗争入手,探析创设土地发展权的制度环境,为我国生态脆弱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矛盾的解决寻找到另外一条途径。
2.从权利缺失和权利保障的视角探讨生态脆弱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现有关于生态脆弱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更多是从技术、从政策完善等方面展开,本文从发展权利缺失和保障的角度,从土地发展权的压抑与反抗的角度,具体分析不同行为主体的选择、优化和制度保障。
3.选取建设生态功能区的战略背景来探讨生态脆弱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本文将生态脆弱区的经济发展置于“十一五”规划建设四大主体功能区的战略构想下,发现生态功能区建设还存在制度保障不足的问题,而之前的研究更多是将其置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宏观背景之下。
4.专门就同属于生态脆弱地区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发区如何实现经济发展进行研究。现有研究中,往往把四大主体功能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四大主体功能区中的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地区,其主体功能都是给区域或全国提供生态功能区,且主要分布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又是我国贫困人口的集中分布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约束以及采取的发展路径等是不完全一样的。
5.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户、企业等不同行为主体的层面探讨生态脆弱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与协调。既有研究往往只关注个别行为主体,缺少全面系统的深入探讨。生态脆弱经济发展面临的特殊约束条件,决定了其经济发展不能单靠某一个市场主体的行为,而需要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户、企业等在内的各参与主体的行为调适和措施协调。
6.从权利保障和公平的角度对生态脆弱地区的现行主要政策进行了简要评析。发展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往往是法学及其宪法学研究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发展权利保障和实现的角度,对生态脆弱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的完善和调整作了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