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明理学中,为了批判汉儒和佛老思想,具有担道意识的宋儒们极力为儒家伦理道德实践寻找形而上的的本体论依据。所以“性与天道”问题无疑成为宋明理学中极为关注的焦点,不同的理学家以不同的方式重新阐发儒家的“大道精微之理”,而具有特殊为学背景的理学家——吕大临也不例外。本文就以吕大临在不同时期对“性与天道”问题的阐释为主要内容,以其对张载、二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为视角,深入剖析吕大临理学思想的特质。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释吕大临“性与天道”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关学、‘洛学渊源。在政治、文化的双重背景下吕大临试图恢复儒家道统,他先从学于张载后从学于二程,并在继承和发展张载、二程思想的基础上撰有《易章句》、《论语解》、《孟子解》、《礼记解》、《中庸解》、《克己铭》、《论中书》等著作,在其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吕大临在与张载、二程思想的相互继承中并不失其独特的理学见解。本文第二部分主要阐述本体论层面吕大临“性与天道”的理学思想。吕大临在继承其师张载“性与天道”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天道论、心性论。吕大临用“虚而诚”来表达对“天道”这一形而上本体的体认,他认为“天之道,虚而诚”。而对“天道”问题的阐述正是为了落实于人性,所以他接着讲“天道降而在人,故谓之性”,天道“虚而诚”,故“命于人者,亦虚而诚”,天道下贯于人,所以人同样具有天道超越而普遍的品格。对于“性与天道”的贯通之意,吕大临则以“理义者,人心之所同然”来表达,并为先王、圣人“制礼”提供了形而上的支持,为人们自觉地践“礼”提供内在的依据。然而,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必须要有一套“成性”的工夫论,于是,吕大临在此继承了其师张载“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自明诚”的修养工夫论。他认为只有通过“知以成性”、“礼以成性”、“变化气质”的为学工夫,才能真正达到“性与天道相贯通”的至高境界。本文第三部分主要阐述吕大临从学于二程后对“性与天道”问题的新阐述。首先,吕大临受程颢“识仁”的指点后“默识深契,豁如也”,虽“守横渠说甚固”,但吕大临并没有“先定之意”,而是欣然接受“识仁”的指点,这主要是因为吕大临在关学时期其“反求吾心”的思想与“识仁”有相通之处。受程颢的指点,吕大临认为“仁”即“性”,即“仁心”,并且通过“仁心”的彰显而体现“天道”。“仁”既是普遍超越的本体,又是落实于生活中既具体又内在的客观实践,还是儒家学者追求的理想的人格境界。其次,在吕大临和程颐关于“中”的讨论过程中也无形地渗透了其对“性与天道”的理解。吕大临认为“中即性”、“中者,道之所由出”,虽后来在程颐的指点下他的观点前后稍有差异,但从中可以看出它对于学术的自身理解和谨慎精神。在程颢“识仁”的指点和与程颐论“中”的讨论中,吕大临也提出了一套“自诚明”的修养工夫论。最后,对文章进行总结。在“性与天道”问题的探讨中,吕大临在继承其师张载、二程的思想基础上,也并不乏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共同的道学话语系统中他并不缺乏立场,并无学派偏见,而是在综合关、洛二学的同时,集关、洛二学精华于一身,使儒学的两大学派——关学、洛学在吕大临身上得到了恰当的融合。吕大临在关学阶段主张“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自明诚”的修养方法,而在洛学阶段,他似乎主张“反求吾心”的“自诚明”的修养方法,看似矛盾,实际并不冲突。在吕大临那里,“自明诚”和“自诚明”是针对不同人的不同修养方法,即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成德问题和那些追求道德的自由之境及万物一体之“仁”的少数“上根之人”的成德问题。可见,吕大临作为宋儒其宽广的胸怀和周密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