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本文学来说,战后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当时各种思潮迭起,不同的体验在人们内心交织,作家创作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上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这些纷繁复杂的思想意识中,日本人对于战败的敏感显得格外突出,因此在文学创作中避讳也最多。本文主要探讨这种避讳在文学中的表现,从日本战后具有反战意味的作品出发,通过对其中包含的日常性和个体书写两方面进行分析,从不同角度尽量囊括战后这个阶段的重要流派和作家的创作,揭示出其中反映出来的反战观的暖昧性,使人们能够对其与传统的反战文学做出甄别。论文第一章从日本战后“反战文学”中体现出来的日常性着手,从其中最常表现的两个主题：经济主题和情感主题两个方面,揭示出日本人战后产生的受害意识。具体到已成名作家创作,以正宗白鸟的《战争受害者的悲哀》、野上弥生子的《狐》为例；战后派作家创作,以椎名麟三的《深夜的酒宴》、大冈升平的《武藏野夫人》为例；无赖派作家创作,以坂口安吾的《白痴》为例,探讨这些作品以经济受害和感情受害为依托,反映出来的反战观的局限性。第二章则从另外一个层面,即日本战后不同时期“反战文学”中不同社会身份的个体体验出发,发现这些作品试图通过具体的个人体验描写,表达受害意识,模糊战争责任。这一章节分别就战时士兵体验(如大冈升平的《俘虏记》、梅崎春生的《樱岛》),原爆受难者体验(如大田洋子的《尸横满街》、《到哪里去》),转向知识青年体验(如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战后复员士兵体验,如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女性视角(如林芙美子的《平民区》,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原》)等进行分析,在拨开个体的叙述描写、受害的意识表达这层迷雾之后,找到不同社会身份、性别、立场的人所持的战争观,并找到他们或消解、或忽略战争责任的共同点,得出这种“反战文学”表达的反战观的暖昧性。论文的立意和传统的对日本战后“反战创作”的批评不同,兼顾时间和流派的同时,以文本掩饰这种暧昧性的手段为出发点,日常性和个体书写为横断面,分析日本战后“反战文学”反战的暧昧性,揭示其和传统传统意义上反战文学的最大不同,也算是为全面了解这些作品所包含的反战意义作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