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台湾的早期移民,主要来自于闽南沿海地区,其聚居地亦以台湾西南内海地区为中心。本文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考察17到19世纪台湾滨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探讨生计模式、生态变迁与制度环境的互动关系。全文共八章,约12万字。台湾滨海人群的生计模式,最初大多沿袭原乡的生存方式,以航运和捕捞业为主。清中叶以后,随着海域产权的凝固化和生态环境的变迁,台湾滨海人群的生计模式趋于多元化,鱼塭养殖业、制盐业及商贸航运业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了高度商业化的经济模式。商人与官吏参与沿海滩涂地的开发与经营,催生了滨海地区的绅商集团与商人家族。台湾西南沿海的生态环境,以大量河川、潟湖和港汊为特征,形成了倒风、台江、蛲港三大内海。早期移民台湾的滨海人群,大多聚居于内海周边的海埔和港汊,从事捕捞和航运业。清中叶以后,由于天灾频发,内海陆浮,港道淤塞,滨海人群难以维持原有的生计模式,被迫移居或转行。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型的鱼塭养殖业、制盐业和商贸航运业,滨海人群的生计模式日益趋于多元化。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时期,已经开始管控海域资源,课征各种捕捞税、航运税和港口税。明郑时期沿袭了荷兰殖民者的赋税制度,其税目和税额都有所增加。清朝统治台湾初期,仍然采用明郑时期的税册,对滨海人群课征海域使用税。清中叶以后,逐渐实行包税制,使海域产权和税额趋于凝固化。其结果,限制了滨海人群的社会流动和经济活动自由,也导致了持续不断的海域产权纠纷。在台湾史研究中,如何理解和解释原乡历史文化传统、移居地生态环境与政府治理模式的相互作用,始终是悬而未决的难题。笔者认为,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走进历史现场,在具体时空环境中,考察历史行动者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策略,对历史作出具有理论高度的新解释,这应该是未来台湾史研究的发展方向之一。本文对此作了初步的尝试,希望有助于深化对台湾开发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