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明显增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受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加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趋势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粉墨登场,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随之大增。农产品贸易是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的重要领域之一,也是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谈判中的重要筹码。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同时,涉及到农产品的经贸摩擦也接连不断地出现。国家间贸易摩擦的发生在导致贸易壁垒升高的同时,也引发内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增大,继而对农产品贸易水平造成冲击。基于此,在中国入世20年的时间点上,本文在系统总结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历程和内外部贸易环境变化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农产品进口在节约国内稀缺资源、保证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结合中国农产品进口规模已远超农产品出口,且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等现实情况,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农产品进口上,不仅关注从加入WTO到在中美经贸摩擦发生前这段时间内,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产品进口影响的时变特征,而且探究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而对于农产品出口,本文则采取新的视角,探究引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中美经贸摩擦这一事件对对农产品出口造成的整体影响。首先,本文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贸易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侧重于农产品进口,并且目前有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的理论研究较为丰富,因此本文只构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进口的理论模型,这也使得本文的表述更加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具体地,在Handley和Lim（?）o（2017）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的理论模型基础上,本文利用异质性企业模型和CES效用函数等条件,建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进口的理论模型。通过数理推导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大会降低企业的预期利润,使得企业的进口决策延缓,也会阻碍进口企业的技术升级,从而影响进口水平。并且,本文构建的数理模型也表明,根据不存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时,进口企业边际成本临界值和实际关税,可以推导出存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进口企业的边际成本的临界值,继而确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方法。理论模型的构建为后文衡量产品层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实证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农产品进口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农业对外开放过程中,尤其是入世20年的过程中农产品贸易发展历程和农业贸易政策调整过程。伴随着农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农产品贸易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在:（1）从总量层面看,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大进大出”格局形成,贸易逆差持续增加;（2）从贸易依存度看,入世后,中国农产品贸易依存度呈现先上升、后稳定的态势,目前已基本稳定在21%～22%左右;（3）从贸易地位来看,中国农产品贸易份额不断提高,贸易地位显著提升。中国已成为仅次于欧盟的全球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地区）和第六大农产品出口国（地区）;（4）从产品结构来看,进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土地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齐增。出口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水产品、蔬菜及其制品等成为出口主力农产品;（5）从贸易地区分布来看,进口渠道呈现多元化,但依然存在市场集中度高的问题,进口来源国主要分布在巴西、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亚洲,市场集中度先下降后基本保持稳定;（6）从贸易方式看,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在进口方式中的地位有所衰弱,在出口方式中保持第二大贸易方式的地位。在中国农业开放不断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农产品贸易政策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78-1991年计划为主、计划和市场双重管理时期,二是1992-2000年关税调整时期,三是2001至2017年全面开放时期,四是2018至2019年中美经贸摩擦时期。其中,中美经贸摩擦时期是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迅猛增加最为明显的时期,也是本文后续在实证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出口影响时重点关注的时期。再次,基于对加入WTO后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历程和贸易政策的梳理,本文继而探究中美经贸摩擦之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进口的时变影响。本文利用Huang和Luk（2020）构建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中国农产品的月度进口数据,构造TVP-VAR-SV模型,从国家总体层面检验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中国农产品进口额以及各类重点农产品进口量的影响及其具有的时变特征。主要有以下发现:第一,通过对不同提前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模拟可知,中国农产品进口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短期响应和中期响应在趋势上基本是一致的,而长期响应基本为0。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主要在短期内对农产品进口产生冲击;第二,从短期响应来看,2005年至2010年,农产品进口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为正值,而在2011年至2017年脉冲响应函数变为负值;第三,通过在2008年11月和2011年7月这两个不同时点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模拟可知,虽然在不同的时点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产品进口的冲击具有异质性,但也变现出了短期响应强度大于中期和长期响应强度的特征;第四,从异质性来看,粮食、棉花、植物油、大豆、糖和冻鱼这六类农产品进口量的短期内脉冲响应具有较大差异性。然后,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中美经贸摩擦发生后,中国国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自美农产品进口的影响上。通过分析经贸摩擦过程中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加税的特点,以及利用前文构建的理论模型,本文以进口收益在最坏情况下（被加征潜在最高关税）与当前情况下（经贸摩擦发生后,但未被加税时）的差额来衡量经贸摩擦期间产品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并且,以2017年-2019年中国自美国农产品（HS4/HS6位产品）进口月度数据为样本,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与进口增长率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并从沉没成本渠道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进行机制检验。结果发现:经贸摩擦期间,国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对自美农产品进口增长带来显著负向影响,并且在经贸摩擦早期负向冲击更为严重。在控制了关税、汇率以及产品层面固定效应等因素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0.1个单位,使得中国自美国农产品进口增长率下降7.28%～9.41%。并且,在增加月度固定效应、关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滞后项以及扩大样本量等一系列检验后,该结果依然稳健。从损失估计来看,2018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使得中国自美国农产品进口增长率下降14.6%～18.9%。本文还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产生的负向冲击大于对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进口的冲击。另外,从对二元边际的影响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抑制集约边际的增长来对自美农产品进口产生影响。之后,本文从新的视角,系统考察了带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增大的中美经贸摩擦这一事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造成的整体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全球农产品月度贸易数据库,利用结构引力模型和事件研究法,从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的双视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在中美经贸摩擦中受到的冲击进行分析。主要研究发现有以下几点:（1）经贸争端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带来了显著的贸易破坏效应。从贸易破坏效应大小来看,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下降18.7%～21.7%,直接损失达14.2～16.5亿美元;（2）经贸争端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贸易转移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说明经贸摩擦爆发后,对于出口来说,短时间内难以通过向第三方市场转移来弥补在美国市场遭受的损失;（3）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损失达16亿美元,占全部损失量的97%。作为中国出口量最大的农产品,水产品在经贸争端中出口受损最严重,对美国出口下降约23.4%,损失值为7.2亿美元,占全部出口总损失的一半以上。此外,加工蔬菜和果汁等中国优势农产品出口受损也比较严重。此外,加工产品是唯一一类在经贸争端冲击下价格显著下降的农产品。最后,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可能有的创新之处在于:（1）现有文献大多以中国加入WTO为例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的影响,本文则将研究视角放在中美经贸摩擦上,给出经贸摩擦发生时产品层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衡量方法,并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进口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Lim（?）o and Maggi（2015）指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类型之一就是关于重大保护主义事件如贸易战~1,但这类事件发生频率较低,导致对此进行经验研究十分困难。本文的研究则补充了关于贸易保护主义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为国家间发生经贸摩擦时衡量产品层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供了新思路。同时,关注经贸摩擦期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进口效应,而不只把关注点聚焦于关税效应,这将有助于更为全面地评估经贸摩擦对进口造成的损失;（2）不同于周勇等（2021）借助中国“入世”探究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本文重点关注中国国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研究意义主要有:一方面,在当今高度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内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相互传导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进口来说,内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是相对更为直接的冲击。另一方面,农产品在中美经贸摩擦中具有重要地位,不仅关系国计民生,更具有战略性意义,由此也导致针对农产品的贸易政策随双边关系变化较大,更容易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综上,经贸摩擦期间内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不容忽视;（3）目前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的理论模型发展较为完善,而有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进口的理论相对不足。本文则尝试借助进口具有沉没成本和关税政策转换矩阵等条件,构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进口的数理模型,不仅丰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进口理论的相关研究,而且为本文的经验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