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小额信贷担负着扶贫的社会目标,同时要实现自身发展目标。小额信贷为规避违约风险、增加经营收益,引导信贷资源在不同类型客户间进行不同分配,此时小额信贷开展带来的客户福利水平有新的变化,违约风险呈现新的特点。面对这样的现实,本文提出以下三方面问题,（1）小额信贷开展给客户带来的信贷收益及信贷效率问题。小额信贷开展对客户收入水平、家庭资产额增值、消费水平提升作用如何。当信贷资源更多流向乡镇客户,是否意味着等额的信贷资源给乡镇客户比给农村客户带来更多收益,因而信贷资源具有更高效率。（2）信贷资源动态流向与信贷风险及目标上移的问题。为降低信贷风险信贷机构有意将信贷资源从贫困客户更多转向富裕客户,从农村客户转向乡镇客户。对信贷机构而言富裕客户、乡镇客户两者有何内在关系。（3）在政策制定上,如何更好的促进小额信贷的发展,同时更有利于小额信贷发挥扶贫的公益性特征。为了更好分析我国小额信贷发展的优势与不足,本文在国际比较中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针对前两个问题,本文以我国四川省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小额信贷开展情况与泰国小额信贷开展情况展开实证分析并进行对比。针对第三个问题,本文在对我国小额信贷发展进行政策研究的同时,也分析了美国金融监管政策对美国社区银行的影响,从政策制定上汲取经验教训以促进我国小额信贷发展。一、我国与泰国小额信贷开展的对比分析（一）小额信贷开展带来的客户福利改善及小额信贷机构信贷效率的分析。两国情况均显示,家庭资产额高的客户、收入高的客户,得到了更多的信贷资源。我国四川仪陇县的信贷情况显示,家庭收入高的客户与收入低的客户,获得贷款资源差距更大。对我国四川仪陇县信贷情况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相等数额的信贷资源对提升农村客户的福利水平比提升乡镇客户的福利水平更为明显,小额信贷针对农村客户的扶贫的效率水平更高,但农村客户得到的信贷资源明显少于乡镇客户。由此我国小额信贷在各类客户间分配应更均衡一些。（二）两国动态资源流向及信贷风险分析。随着小额信贷的开展,信贷资源更多流向了收入水平高的客户、家庭产额高的客户、教育水平高的客户,但我国四川仪陇县小额信贷的这种流向的不平衡性稍大一些。此外我国四川仪陇县小额信贷显示,信贷资源更多流向了乡镇客户,农村客户获得信贷资源比重在逐步降低。通过对信贷风险的分析,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信贷资源的动态流动,其原因在于收入低的客户、资产额低的客户存在较高的信贷风险,信贷机构为规避违约风险更愿意选择收入水平高的客户、家庭产额高的客户。我国四川仪陇县小额信贷进一步显示农村客户存在较高信贷风险,为降低信贷风险,信贷机构倾向于选择乡镇客户。（三）对我国小额信贷目标上移的分析。针对以往对“目标上移”研究的不足,本文从“还贷能力”与“还贷意愿”两者共同引起违约风险角度,通过理论模型结合实证分析,对我国仪陇县小额开展信贷“目标上移”问题展开研究。小额信贷机构为规避风险更倾向于选择“还贷能力”强及“还贷意愿”好的客户,减少对其他客户贷款。小额信贷注重“扶贫”的公益性,则不会放弃对“还贷能力”弱的低收入群体的信贷扶持,但可能减少低收入群体内部“还贷意愿”差的客户的贷款。低收入群体内部信贷资源分配的差异带来信贷红利的差异,获得贷款较多的“还贷意愿”好的客户收入水平会提高,获得贷款较少的“还贷意愿”差的客户收入水平下降,此时外在表象依然显示信贷资源从收入低的客户流向了收入高的客户。在实证分析中以客户的“地域差异”代替还贷意愿差异,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了“还贷能力”与“还贷意愿”的替代性关系,信贷机构也倾向于进行替代性选择,对“还贷意愿”的选择代替了“还贷能力”的选择。二、美国金融监管政策对美国社区银行影响的分析美国社区银行为低收入群体及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长期以来美国宽松的金融监管政策限制了社区银行的发展,导致社区银行在资产份额、市场份额、经营收益等多方面下降。对此我国政策应有利于促进小额信贷的长远发展,避免陷入美国式的政策误区。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一、针对客户福利改善的研究,从小额信贷改善客户福利与规避违约风险相结合的角度分析客户福利改善的差异;二、针对客户目标上移的研究,从客户“还贷能力”与“还贷意愿”相结合的角度的展开,并通过分析信贷机构对“还贷能力”与“还贷意愿”两者做出的替代性选择,得出“还贷意愿”推动目标上移的结论;三、建立数理模型,更形象的分析“还贷能力”与“还贷意愿”两者引起违约风险并推动目标上移的过程;四、我国小额信贷开展情况与国外小额信贷开展,从客户福利改善、违约风险引起目标上移的实证分析中进行对比,从中寻找差距与不足。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混合OLS回归分析方法、固定效应分析方法、Logit与Probit分析方法,建立理论数理模型分析目标上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