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一大批澳大利亚作家在国际文坛的声誉鹊起,澳大利亚文学步入繁荣时期。帕特里克·怀特诺贝尔文学奖的折桂,使得国外文学评论家对澳洲文学刮目相看。彼得·凯里两次布克奖的获得,更引起了世人对澳洲文学的极大关注。然而,像其它后殖民国家一样,澳大利亚也经历和忍受着“身份丧失”的痛苦,常常被殖民帝国描写成“他者”,并沦落到被人“凝视”的境地,在帝国话语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即使在文化多元化的当今世界,澳大利亚文化仍然遭受着“帝国知识暴力的挤压”。为此,许多作家以建构独立的澳大利亚文化身份为己任,并通过其作品展现澳大利亚人建立文化身份的艰难历程。 在这些作家中,彼得·凯里无疑是最突出和最成功的一位。其小说不仅表现了他对当代澳大利亚民族心理的独到见解,而且也彰显出他强烈的后殖民主义历史观。在已出版的八部长篇小说中,五部都和帝国殖民史相关。从《魔术师》(Illywhacker,1985)里所展现的历史谎言和民族困境,到《奥斯卡与露辛达》(Oscar and Lucinda,1988)的英国基督文化与澳洲土著文化的冲突;从《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1997)马格维奇文化身份的重塑,到《“凯利帮”真史》(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2000)殖民神话的再现;从《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The Unusual Life of Tristan Smith,1994)的帝国文化霸权,到《幸福》(Bliss,1982)里的“美国梦”,无不体现彼得·凯里“写回”旧殖民帝国——英国和新殖民帝国——美国的倾向。“写回”并不是“重写”而是比尔·艾什克拉傅特(Bill Ashcroft)提出的“篡改”,即体现最有效的后殖民对立性,并使其自身成为一种主导后殖民话语的方式。“重写”只不过在“多重奏”中加了“甄别的声音”,而“篡改”则改变了“元叙述”本身。“写回”的效果比“把故事掰正”更深远。彼得·凯里最优秀的作品融合了维多利亚的宏伟气势和澳大利亚的乡土气息。本文以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为背景,以彼得·凯里的作品分析为主线,以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和文化批评为方法,多视角揭示其文化身份建构的历史负荷与现实困境。 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简要地回顾和总结了彼得·凯里的创作生涯和学界对其作品的评价。彼得·凯里的创作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以1988年和2001年两次荣获布克奖为界。迄今为止,他已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八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