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为了稳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应对日军疯狂侵略，中共开展了大刀阔斧的军政建设。由是，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就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健全到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并使得根据地社会从上到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迨至1940年代，伴随着侵华日军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与“蚕食”，中共的很多军政建设呈现出一些不合于战争时局的严重问题。就军队系统而言，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发展，战争机构与战时情况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一方面，地区越分割，日军“扫荡”越频繁、“蚕食”越加深，抗日根据地就越需要有足够的兵力去积极应对，否则就不能在敌后生存。另一方面，抗日根据地缩小了，弄得鱼大水小，兵多了平日养不起，反“扫荡”时则运转不灵。就政权系统而言，表现有三：一是因盲目追求政权建设的“完善”，致使政权机构的重复建设严重；二是过度追求事无巨细的工作，致使政权机构脱离生产的人员日渐增多；三是因政权机构与人员的日益膨胀，致使民力负担日渐加重。以上就是中共精兵简政提出前的重要时代背景。背景虽然清楚，但如果没有一套合适的理论加以统领，仍然不能对精兵简政为何会在中共抗日根据地提出并得以推广作有力阐释。其实，内外因原理不失为解析精兵简政政策提出的一个重要视角。如果按照该原理来释读的话，精兵简政提出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日军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与“蚕食”更加频繁，手段更加残暴，使得抗日根据地的范围日渐缩小；二是自然灾害频发，且危害极大，使得抗日根据地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三是国民党断绝并封锁了中共的外援通道，从而使得抗日根据地集财集力渠道被压迫到一个相对很小的空间。内部因素亦主要有三个：一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共抗日根据地仍普遍存在着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浪费；二是中共抗日根据地脱离生产人员过多，民众负担沉重，陷入“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严重困难局面；三是中共对所出现困难局面的解困摸索与精兵简政在要义上暗合。也就是说，精兵简政是多方因素叠加在一起致使中共抗日根据地陷入困境后“思变”的产物。不过，尽管身处困局，并历经事先摸索，但在中共精兵简政过程中，无论是在军队系统，还是在政权系统，都普遍存有一些普适性问题。这其中既有因对精兵简政政策领悟不同而产生的认识分歧，亦有因对精兵简政政策体悟有别而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差别化做法，甚有个别人员不惜违反中共指示来抵制该政策的实施。比如，对于精兵简政指示，有些地区虽给予了高度重视，但仅仅是限于重视指示本身，而并未予以普遍实施和认真贯彻；有些地区，虽然上级机关给予了应有重视，并制定了精兵简政计划，且派员到下级机关督促调整，但因下级机关人员未曾了解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所以不能有效执行；还有少数地方则直接漠视，不管中央如何决定，仍然是“原封不动”、“我行我素”，把自己的地区或工作部门看成是“例外”，更有甚者还在想扩大部队、添设机关学校，如此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不同认识中，不仅被精简者有之，执行精简者亦有之。就被精简者而言，利益受损与对未来出路的迷茫或对未来安置的不满是造成这一群体对精兵简政怀有怨言的主要原因。就执行者而言，无论是认为简政就是“减政”，陷入精简主义；还是囿于“人多力量大”的传统认识，陷入繁政论的窠臼；抑或是得过且过的“近视眼”观点以及一味幻想未来的“远视眼”观点，均与其对精兵简政的差别化领悟密切相关。有鉴于此，中共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之举。如果按照军队系统与政权系统分而论之的话，就是在军队系统厉行精兵建设，在政权系统厉行简政建设。中共抗日根据地军队系统的精兵建设涉及范围极广，其中既有对作战部队的编整，如对野战军与地方军等正规军的编整、对各地基干团与民兵的编整等，也有对部队中非作战部门的编整，如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野战医院、卫生学校、战斗剧社等等，几乎囊括了军队系统中的所有部门。在政权系统简政方面，中共抗日根据地主要采取了全面紧缩、局部调整、重点加强与有效安置的策略，并秉持了两个不妨害原则：即精兵简政决不要妨害到战争；精兵简政决不能妨害到工作。当然，对于不同部门，在实施精兵简政时所采用的原则与方法不同，动员与实施的策略也各异。比如，为了尽量减少人们的不安心理，避免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并能较好地完成精简任务与目标，在精兵简政开始前，各地大多进行了周密的组织与领导，并在精兵简政开展过程中广泛采取了教育动员以及开会传达与教育讨论相结合等多种方式。为避免人心浮动，在裁减人员时，各地大多结合自身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裁减标准与处理方式，并力求区别对待、多元安置，等等。需要说明的是，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的一系列具体做法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探索出来的。正是由于其探索性特征，在具体实施中才存在着很多变数，即政策在很多时候都是经过调适与变通才推行下去的。而对这种具体过程的勾勒显然也是既往研究的缺失所在。当然，站在理性的角度，任何研究只有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才会更具前瞻性。本选题亦是如此。唯需再加交代的是，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较之既往研究还是有着很大不同。具体讲，既往精兵简政研究成果大多采取的是传统革命史书写套路，即在研究精兵简政时大多囿于传统的习惯思维而采取“政策—效果”式单一向度的研究模式。而本文则力图运用“新革命史”研究理念，在“政策—效果”模式之间加入互动过程，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地解析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并重点阐释精兵简政给政府、军队与被精简人员带来的影响，解说党、政、军、民各界人士对精兵简政政策的感性化、世俗化理解，以及被精简人员的反应和中共对被精简人员思想症结的疏导等。然而，如此繁复的曲折过程以及如此多群体的多元互动，显然需要多种方法来解说。基于此，本文在运用“新革命史”研究理念统领全篇的同时，还力图融汇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以及唯物辩证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归纳分析法、心理分析法等多种分析方法，以当时的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为主要分析依据，从基本的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实证性的具有原创意义的研究。而对中共精兵简政的此等多维解读，不仅会使人们对精兵简政有一个更全面、更完整、更符合历史实际的了解和认知，还会给人以摆脱传统认知的清新感和思想启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