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咸丰年间,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挽救社会危机,寻求民族振兴,一些思想家抛弃了烦琐的专究名物训诂的考据之学而发挥公羊义旨,以倡明道救世。王闿运毕生致力于经典笺释,五经之中独崇《春秋》,以春秋公羊学载誉晚清。经学的研究对象是经典,离开了文本研究,经学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本文遵循历史与逻辑、事实与价值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文本考证、事实叙述、逻辑推理、综合归纳等方法,对王闿运春秋公羊学的代表著作《春秋公羊传笺》展开深入探究,重点阐释了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的思想内容和笺释特色。本文首先以王闿运与晚清今文经学为切入点,指出王闿运的春秋学思想并不措意于学术史中的今、古文门户之争,而是独树一帜,提倡兼综,形成了兼综今古文经的公羊学风格,成为晚清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其次,通过剖析王闿运对春秋三传的态度,阐明王闿运主张《春秋》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春秋》三传中唯有《公羊传》最能切合《春秋》之微言大义。接下来,以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为中心,借用经典诠释学的理论,按照“属辞”、“释例”的分类,较为全面地解读了《春秋公羊传笺》文本,从中概括出王闿运藉例明礼的释经特色以及舍传求经、回归原典之经学倾向。所谓“藉例明礼”,揭示了王闿运尤其注重以“时月日例”来发挥《春秋》之微言大义,并集中于以“礼”教化人心、秩序社会的作用,提出“《春秋》者,礼也;礼者,例也”;所谓“舍传求经、回归原典”,探讨了王闿运为探寻经文的真理,在解经过程中试图超越传文,摆脱何休思想的影响,从经文本身下以己意的倾向。二者是王闿运对《春秋公羊学》诠释之特征,也是本文最为用力之所在。最后,对王闿运在笺释《春秋公羊传》时如何体现伦理与政治互摄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以为是其诠释《春秋公羊传》的义理重心,并概括为四个方面:为政以渐的三世观,以质救文的三统观,化导为夷的民族观,以礼自治的致用之道。王闿运活跃于晚清学术舞台,但沉浸于传统学术研究之中。在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时代,他虽心忧时局,却未像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一样放眼世界,而是仍然埋首经学。其经学研究不能说做得不深、不细,他对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甚至可以说极其执着。但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知己而不知彼,知中而不知外,凡西方科学技术之最新成果,他皆以为中国古已有之;凡西方思想文化之进展,他皆以为背离古圣先王之遗训。斯宾诺莎有一句名言被黑格尔所欣赏和引用,即“规定即否定”(all determinationis negation)。由此推知,王闿运不知经学的有限性,正是一种缺乏与外界的比较或反思,从而不能认识自身本质的表现。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中说:“我们常认为哲学的任务或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意思只是说,不应当让事物停留在它的直接性里,而须指出它是以别的事物为中介或根据的。”即事物的本质必须通过以别的事物为中介才能反映出来,只知自身是难以认识自身的本质的。王闿运虽在经学中艰难地捕捉到了某些自治图强的思想因子,但其心力所在不是变革已经明显陈腐的社会制度,而是沉溺于盛礼乐、修文德,只知道“我”的固有,不知道“我”的有限。他不能将眼光投向欧风美雨送来的西学,将传统与西学合观,而是继续痴迷于古代圣人经典,从“五经”中寻绎救世之良方。所以,他始终未摆脱传统经学的支配,未走出经学时代;他的春秋公羊学思想虽然以其独特的风格给后人留下了别样的思考,但其影响远不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