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藏民族同其它兄弟民族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靠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丰富的文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藏族历史不仅有其自身发展特点，更重要的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与周边民族进行着友好的交往，尤其在公元16世纪，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出生，使蒙藏关系得到深化，是藏传佛教再传蒙古地区取得胜利的成果。四世达赖喇嘛在蒙古的诞生及其宗教身份的确立，缓和了蒙古土默特部与明王朝长期因领土纠纷而对立的局面，维护了明王朝的大一统，延续了蒙古地区与明王朝之间不可割弃的经济联系，促进了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四世达赖喇嘛诞生在土默特部后，明王朝派遣特使敕封四世达赖喇嘛为“多尔只唱（金刚持）”。明朝敕封四世达赖喇嘛与敕封历辈达赖喇嘛的性质是不同的，三世达赖喇嘛是通过蒙古土默特顺义王，间接向明朝提出请求后才被敕封，对于四世达赖喇嘛明朝中央政府则是运用自上而下的敕封措施，肯定了他在西藏格鲁派中的地位，为后来历代中央政府册封达赖喇嘛的制度打下了坚实基础。16世纪至17世纪，西藏地方内部政权更迭，社会持续处于动荡状态。四世达赖喇嘛作为格鲁派最高宗教领袖，并没有利用土默特贵族身份调动蒙古兵力武装镇压其它教派，而是尽量保持与各教派之间的友好关系，维护了西藏地方的安定团结，五世达赖喇嘛在《四世达赖喇嘛传》中也认为，这是四世达赖喇嘛一生当中最大的贡献。四世达赖喇嘛为了蒙古地区的佛教事业，派遣多名使者前往蒙古，修建佛寺，翻译经典，把藏传佛教传播到内外蒙古。因这些使者使右翼蒙古喀尔喀、察哈尔、西蒙古厄鲁特部、鄂尔多斯部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蒙古上层运用佛教治理内部，扩大了佛教在蒙古各部中的传播范围，为蒙藏地区的佛教事业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17世纪初，蒙古地区政权交替，右翼察哈尔部林丹汗继位，土默特部失去政权。因四世达赖喇嘛派遣的金子使者们一度在西部蒙古活动，林丹汗深受佛教影响，尤为尊崇格鲁派，将四世达赖喇嘛派遣的使者迈达里呼图克图与卓尼·曲吉·金巴达吉奉为供养喇嘛，为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继续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17世纪，格鲁派培养了一批历史上重要的蒙古族宗教人物，如：济陇·呼图克图·拉旺曲杰坚赞，出生于卫拉特蒙古贵族家庭，是蒙古卫拉特部上层对格鲁派崇信的表现。内齐·托因主要在东部科尔沁草原传播佛法，禄·达尔罕囊索得到满族皇室的优待，这些人物对佛教在蒙古地区扎根发芽起到了重要作用外，对17世纪末，卫拉特和硕特部与格鲁派联合建立甘丹颇章政权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对满清皇室能够继续运用佛教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格鲁派在西藏地方能够独树一帜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