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将中国大陆与香港的隐私权立法作出比较研究。　　文的第一章讨论隐私权的概念、发展及在我国的立法情况。　　隐私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隐私权与生命权、名誉权、肖像权、健康权等同样重要。　　隐私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国家民族的内涵不尽相同。　　隐私作为一种权利的概念与理论，最初源于美国。在1890年，美国两位法学家在哈佛大学的《法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隐私权》的论文，到现时美国成了为隐私权立法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宪法有保护个人隐私权的规定;澳洲隐私约章议会为澳洲人议定关于隐私权约章，加拿大有5个省份已立法把侵犯隐私权订为侵权行为;在法国，隐私权被纳入宪法第66条“个人自由”的范畴之内，使隐私权的地位提升为宪法上的权利。在国际的层面上，1948年的《联合国人权宣言》，明确地保护居所和通讯的隐私不受侵扰。《欧洲人权公约》也有类似的规定，可见隐私已受各国的重视。　　隐私权的主体只可以是公民（自然人），不包括法人或社会组织。隐私权是相对的而非绝对，其保护范围受到公共利益所限。隐私权被中国学者视为人格权的其中一种。其核心内容有隐瞒、利用、支配、维护隐私四项权利。　　笔者认为隐私犹如人的衣服，没有隐私相等于被人脱掉衣服，光着身子，展露于公众面前，小则造成情绪不安，大则危及性命，造成经济损失。　　可惜，现时我国的民法通则及刑法典均没有明文保护隐私权，只有在若干宪法、刑法及诉讼法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三次司法解释（1988年、1993年及2001年），作出间接保护个人、住宅、信件及审讯程序方面的隐私，不得披露。这种间接保护既不足够也不全面，又落后于世界潮流。　　本文的第二章讨论隐私权在香港的保护情况。　　在香港，隐私权可以在社会上发挥多种功能，它主要透过《个人数据（私隐）条例》获得保护，该条例谋求控制个人资料的收集、处理和使用。它规定收集资料的人需遵从六项保障数据原则，涵盖数据的收集目的、准确性、使用目的、保安、提供情况及查阅的安排，它设立私隐专员职位及办事处，其职责包括促进市民认识和遵守该条例。私隐专员有权就隐私发出指导性的实务守则、接受市民就违反保障资料原则或该条例作出的投诉、对违法者送达执行通知要求他纠正错误，任何人不遵从执行通知即属犯罪。该条例载有豁免条文，使个人持有为私人事务、香港的保安、防止罪行、法律专业保密等获得豁免，不受它规限。笔者认为该条例的限制在于它只关乎个人资料方面的隐私，侵犯者若不涉及将身分可被辨认的人的数据记录下，便不受约束，它不能保障通讯隐私、私生活不受监视及人身隐私，因此其保障并不全面。　　本文的第三章继而评价有关香港隐私权的法律及讨论立法建议。　　香港的法律改革委员会建议应立法全面保护隐私权，内容包括（一）将毫无疑问应受民法保护的隐私范畴，以列举方式将它具体写明。（二）将侵扰个人独处（包括偷听别人谈话）定为侵权行为，引入合理的隐私期望作为构成侵权的要素。（三）将无理宣扬当事人的私生活定为侵权行为，除非宣扬是符合公众利益，方可作免责辩护。（四）将初犯刑事罪行的人的定罪纪录不予披露，有利他改过自新。（五）将罪行受害者的身分保密，为此，法院可发出身份保密令，禁止任何人公开受害者的身分。（六）为保护隐私与新闻自由之间取得平衡，鼓励传播界订立隐私实务守则，成立自律性质的“报业私隐投诉委员会”处理有关侵犯隐私的投诉，避免刊登失实的数据，以及在有失实情况时，须尽快刊登更正启事。（七）在强制执行隐私权方面，原告人无须证明有损失，也可就侵犯他的隐私权而提起法律诉讼，以获得民事救助，包括强制令及损害赔偿。　　接着，本文的第四章讨论我国保护隐私权的立法方向与范畴。　　我国的民法〈草案〉第四编及第七章建议对隐私的保护范畴扩大，但笔者认为其内容太精简及属原则性，欠具体制度，不便于实施。笔者具体分析，鼓励尽快订立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订立该法律有五种意义，内容可参考香港的《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做法。另外，应设有保护疑犯隐私的具体制度，在讯问方面，效法英、美两国，法定认可疑犯有保持缄默的权利;搜查疑犯的住宅须符合法定的原则;至于监察疑犯居所，可参考香港行政长官制订的《执行〈秘密监察程序〉命令》的措施，使监察有合法授权及适当约束。　　本文的第五章进一步讨论隐私权与其它权利的冲突。　　当隐私权与其它权利（例如知情权、管理权、教学权、配偶权、国家公权力等）有冲突时，笔者认为解决的方法，可以透过立法规定或授权有关组织，订立有约束性的实务守则，清晰列明协调冲突的原则。笔者认为该等原则可包括（一）人身利益优先于财产利益;（二）社会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有需要时，将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克减;（三）厘定社会公共利益的界线，即所谓必然性条件;（四）因履行在先的契约而公开部分隐私可成为免责辩护，但需符合合法、预告、必要及保密四个准则;（五）公权的行使必须合法及遵循正当程序;（六）隐私权克减的必要限度须与相应要满足的公共利益相称。　　本文第六章探讨互联网发展对隐私保护的挑战。　　利用互联网传递讯息既方便、迅速，又廉宜、广泛。在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互联网国家的背景下，有关方面的隐私侵犯不容忽视。因为互联网领域有很多技术均能对隐私构成威胁（例如Cookies及木马程序）。向网站提供的个人数据具有商业价值，提供者对这些提供了的数据却无从控制。笔者研究发现，处理这问题，欧洲靠立法限制，而美国除了鼓励行业自律外，还制定《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规定要得到父母同意，有关的人才可向儿童搜集个人资料。笔者认为香港的《防止儿童色情物品条例》，规定从互联网下载、传阅儿童色情画像，即属犯法，此举对保护儿童身体隐私尤为有效，值得借镜。　　电子邮件是极不安全的通讯方式。网站的管理者、雇主都可以监视使用人的电子邮件，从而知悉他们的私人信息。笔者认为使用人加强自身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是抗衡网上侵权的方法。笔者综合其它学者意见，认为网络经营者基于它们在操控网络的特殊地位，应负有特殊的义务，包括:（一）制订隐私权保护政策;（二）涉及到个人数据收集的时候，提示或告知使用者数据可能不保密的;（三）对确定是侵犯隐私的言论删除或屏蔽;（四）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不得出售他的个人资料;（五）更新网站技术，防止黑客的攻击及（六）设立自律性质的隐私认证制度，方可对网上隐私加强保护。　　最后，笔者在第七章提出对保护我国隐私权的立法建议。　　在考虑到我国国情及国际的立法经验，我国宜尽快制定适用于一般情况的《隐私权法》，内容应可参考本文的建议，细致、具体、可以操作。法律上明确隐私权作为独立的民事权利。随而制定关乎本文所讨论专门范畴的隐私法，对隐私权作全面的保护，既满足公民需要，亦促进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