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产前检查技术的发展及优生优育观念的增强,产前检查率日渐提高。随之也出现了“产检过失诉讼”这一新型民事法律纠纷。由于医疗提供人之过失,在产前检查过程中未能查出胎儿缺陷,使孕妇失去终止妊娠的机会,从而生下缺陷儿的情况屡见不鲜。出生缺陷给缺陷儿及其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痛苦,同时也对儿童的成长过程和生活质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产检过失所造成的损害存在两条救济路径:《合同法》之下的违约路径及《侵权责任法》之下的侵权路径。在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的观点下,学者大多主张侵权路径更优,理由是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第三人无法请求损害赔偿,且违约责任形式不包含精神损害赔偿,可见,违约救济方式在请求权主体及赔偿范围等方面均存在限制。当事人欲依侵权路径获得救济,就需要寻找支持损害赔偿的法律规范,即请求权基础。而请求权基础存在与否取决于《侵权责任法》是否对产检过失案件中当事人所受损害的利益提供保护。关于产检过失的侵权客体,主要包括生育自主决定权说、知情同意权说、身体健康权说、其他人格财产利益说以及纯粹经济损失说等诸多观点。但产检过失诉讼中受侵害的基础权利在我国当前侵权法体系上难以找到救济依据。而孕妇前往医疗提供人处进行产前检查时,双方即缔结了产前检查合同,该合同有效成立并无争议。故在我国产检过失诉讼适用侵权路径存在一定的理论障碍,应依据违约路径予以救济。法院应当适用“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由处理此类案件。医疗服务合同系无名合同,在性质上最类似于委托合同,应当参照适用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委托合同因其有偿或无偿适用的过失标准不同,医疗服务合同以有偿者居多。一般认为,不论有偿或无偿,医师在实施诊疗行为时均负担合理注意义务。孕妇接受产前检查之目的,系了解胎儿发育、健康状况,以避免生下严重缺陷的孩子,避免由此带来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产前检查合同中医疗提供人的法定义务主要体现于《母婴保健法》等规定,直接成为产前检查合同内容的一部分,是约定义务的补充。医疗提供人若违反合同义务即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产检过失违约责任的形式一般为赔偿损失,结合其合同性质,具体责任构成要件包括违约行为、损害后果、过错和因果关系。满足该构成要件时,医疗提供人应承担违约责任。母亲作为合同当事人,在违约行为发生后,自然可以向医疗提供人提起诉讼。抚养子女系父母之法定义务,且依《母婴保健法》之规定,产前检查过程中医疗提供人的部分义务直接指向的权利主体为夫妻双方,故父亲亦可依据“附保护第三人利益之合同”的原理直接获得《合同法》上的请求权。由缺陷儿作为原告提起的产检过失诉讼在英美法上称为“错误生命之诉”,缺陷儿要获得赔偿必须证明其受到了损害,然而,若无医疗提供人之过失行为,孕妇当选择终止妊娠,缺陷儿则不可能出生。在此类诉讼中,缺陷儿要证明自身遭受了损害,就必须证明自己存在健康缺陷的生存不如不出生。法伦理显然无法支持该的观点,生命价值不因健康缺陷而贬损,因此无法证明损害成立。错误生命之诉不具有正当性,适格的请求权主体只能是缺陷儿之父母。不论是侵权法,还是合同法,提供救济的目的都在于使受害人处于,假设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未发生时其本当处的状况。从订立合同之目的看,孕妇接受产前检查的初衷无非是出于优生优育观念或是经济方面的考量,产前检查合同之目的系为避免缺陷儿出生,那么花在缺陷儿身上的抚养费用包括一般抚养费用和特殊抚养费用,都应该在产前检查合同的保护范围中,都属于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但通说认为,我国《合同法》上的责任并不包含精神损害赔偿,从私法自治原则及法律效果上考量,基于违约损害之可预见规则,精神损害不宜纳入赔偿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