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了以市场转型为主导、旨在改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转型实践。在社会转型的实践过程中，城市化加速、市场化覆盖范围迅速扩大、经济发展迅速等宏观社会结构因素的变迁导致了不同社会问题的频发，社会管理创新被提上重要的议程。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程，现实的复杂性也导致了理论的复杂性。本文首先梳理了西方相关的社会管理理论、中国的社会管理理论，指出它们的不足在于未能将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基础结合在一起，真正的社会管理创新须使社会管理回归社会。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与社会管理有较大的亲和性，是必须进一步关注的理论原野。　　 本文以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为社会管理提供理论基础。文章认为，马克思对于社会不同阶段的共同体的分析蕴含着社会管理的要素，传统的共同体、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分别对应于统治、社会管理、社会自我管理的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根本原因。在传统的共同体中，亚细亚共同体、古代古典共同体都以统治为主，以共同体成员的人身依附为重要特征，个人通过生产出共同体进而生产自身;在日耳曼共同体中，个人逐步从共同体中释放出来，为市民社会的生产创造了自由的个人条件。市民社会的管理经历了强控制到政治管理、扬弃斗争的阶段，马克思主要着重于分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强控制、剥削，后续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政治管理、意识形态管理等方面诠释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管理的转变。马克思认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社会自我管理的阶段，人的全面发展为其自我管理做好了准备，而社会充分自治，个人自觉、自为。从三个不同阶段的共同体入手进行分析，社会管理对应于市民社会的管理，强调国家对于社会的治理。市民社会的存在是社会管理的根本，没有市民社会社会管理则无从谈起。并且，市民社会的充分发育为自由人联合体中社会的自我管理提供条件，社会自我管理是对社会管理的扬弃。　　 马克思对于中国的定位是亚细亚共同体，近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在英法列强的枪炮下，从传统到近现代化的过渡，帝国统治式微。文章对中国从清末以来的统治、民国的社会管理到解放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管理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现阶段社会管理的不足在于强国家、弱社会的现状，市民社会尚未发育健全。社会管理的应有之义在于共同体（市民社会）的生产，着重于社会关系本身的调整，以共同体的培育为出发点。市民社会的生产作为社会管理的核心命题，包括公民身份、社会组织、公共空间等方面的生产，在此基础上建构主体、扬弃抗争，从而改善现阶段社会矛盾不断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