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以实现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流动的四大自由作为区域性组织建立和运行之根本要素,因此在调整人员跨国流动方面,构建起极富有特色的内部和外部双重性多层级的区域性法律制度。对欧盟国际移民法律制度展开研究,折射出将区域性法律制度与人口迁移活动相结合的理念,探究国际移民法律规制在区域性范畴内的实现,为国际移民法律制度在国际层面的协调与融合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证。为此,本文共分为七个章节加以论述。第一章对国际移民的内涵、法律性质、国际移民法律体系建立的理论基础以及人口迁移的动因理论等问题作了考察与分析,意在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移民现象给予全面和系统的界定与梳理。国际移民是指在国籍所属国或出生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作一定期限居留而出入国境的自愿或非自愿迁移活动,从事这种迁移活动的主体可以分为合法移民、非法移民、被迫移民和回归移民四类。导致人类迁移的原因多种多样,通过对国际移民迁移动因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际移民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并非产生于单一动因,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移民产生动因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各国在构建各自的移民法律制度和政策时,始终交织着两种矛盾:接受与拒绝的矛盾和容纳与排斥的矛盾。这两种矛盾的相互存在性反映了趋利避害的人类普遍价值观,同时这两种矛盾的难以协调性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各国移民政策的实施和改进。国籍原则确定了国际移民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归属关系,无论国际移民迁移到哪个国家,他始终与国籍所属国之间建立国际法意义上的隶属关系,另一方面与迁入国不存在国籍隶属关系的外国人则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和待遇。公民身份具有与国籍概念上的重叠,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即公民身份可以扩展到国家范畴之外。迁徙自由权是国际移民的权利核心,包括出入境权、居留权、回国权等。非歧视原则作为权利延伸性的保护原则保证了国际移民迁移自由权利的实现。第二章从宏观视角对欧盟国际移民法律制度给予探究与评价,包括欧盟国际移民的历史演变、现状构成与特点的概括,对欧盟国际移民政策导向与决策机制的分析,以及对欧盟国际移民法律制度框架的归纳整理。欧盟经历了从统一大市场共同移民政策向第三国移民政策转向的复杂多变过程,欧盟各成员国及欧盟机构为内部移民政策的融合、边境管理制度的强化、签证制度的统一、难民与庇护制度的协调以及非法移民控制的实现进行着多方努力。目前欧盟已形成国内立法、政府间合作和超国家欧盟法律的多层级国际移民法律制度构架。《阿姆斯特丹条约》生效之前,欧盟层面国际移民法律制度的发展局限于实现欧盟内部市场的人员自由流动为目标的移民政策融合。《阿姆斯特丹条约》的生效是国际移民法律制度在欧盟层面发展的转折性标志。《阿姆斯特丹条约》将包括移民事务在内的自由、安全和司法区域合并到代表欧盟第一支柱的《欧共体条约》之中,建立了欧盟国际移民立法的超国家合作原则基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坦佩尔峰会提出的“自由不应被视为欧盟公民的排他权利”为基础,欧盟机构立法重心向第三国国民权利转移,从2005年的移民家庭团聚权欧盟指令到2006年在成员国长期居留的第三国国民法律地位的认可,以及2007年以学习为目的第三国国民入境条件的确定,都反映出第三国国民移民权利在欧盟立法层面的融合。第三章重点关注欧盟统一大市场下的国际移民法律制度,即欧盟内部人员自由流动权利的实现。欧盟公民身份和家庭成员是欧盟内部自由流动权利实现的身份基础,出入境权、临时居留权以及永久居留权是欧盟内部自由迁移权利的核心内容。欧盟统一大市场下的人员自由流动的权利也并非是绝对自由,而是体现了以经济因素为导向的人员流动的相对自由,即欧盟公民身份享有完全的入境权,但长期或永久居留权仍然以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为前提,如就业、自营业等。欧盟内部人员流动自由性还受到公共秩序条款的限制,成员国有权将公共秩序、公共健康或国家安全作为自由流动权利的例外。欧盟面临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欧盟东扩后,由于新成员国与旧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可能产生向经济发达成员国内大量涌入的移民浪潮,对迁入国劳动力就业市场造成冲击。从实践来看,目前并未出现欧盟内部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浪潮。短期应对法律制度----过渡期安排作为阻止移民迁移的壁垒仍然发挥着作用,从长远来看,欧盟将以消除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作为减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法。第四章着重论述了欧盟第三国移民法律制度,即欧盟外部的人员迁移活动法律制度。欧盟外部移民的管理和外部边境的控制是欧盟消除内部边界,实现内部统一大市场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该领域中的欧盟层面政策和法律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申根一揽子协定下的统一签证制度;二是第三国国民的法律地位和居留权;三是都柏林条约下的难民和庇护制度。就共同签证制度而言,欧盟通过立法的整合,将《申根一揽子协定》纳入欧盟法律体系之中,使其上升为控制与管理第三国国民穿越欧盟外部边境的欧盟层面法律手段,建立起对具有威胁国家安全的个人实施追踪的网络系统,加强规范第三国国民在欧盟内部活动的警务合作机制,预防和打击犯罪。迄今为止,第三国国民在欧盟所享有的三个月以上的自由流动权利和在成员国的居留权仍然受到各成员国国内立法管辖权的调整。在规范第三国国民自由流动权欧盟层面立法缺失的情况下,欧盟通过两种方式与第三国建立了人员自由流动领域的全面合作关系。第一种方式是联系协定。欧盟与世界各国建立广泛联系协定的积极行为和有效成果,凸显了欧盟对人员跨界迁移活动规范的重视程度和广度。联系协定作为欧盟与第三国在互惠原则基础上,保证本国国民在他国享受互惠自由权利的法律方法,在调整欧盟与第三国之间的国际移民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种是欧盟邻居政策,协调欧盟与周边国家在多方面的合作关系。第五章进一步探讨了欧盟外部国际移民法律制度的延伸内容,即欧盟难民与庇护制度。出于对区域利益及国家安全的共同考虑,欧盟建立了较为统一的难民与庇护制度。表现在:都柏林条约及后续都柏林二条例确立了欧盟庇护审查的国家责任制度,避免同一庇护申请者在欧盟不同成员国多次提出庇护申请。同时,依据接待待遇指令,庇护申请者可以进入欧盟成员国劳动力市场和接受职业培训。资格指令涉及一系列有权作为难民或享受附属保护地位的第三国国民入境的权利,并制定了统一的附属保护体制即对不属于日内瓦范畴的人员但仍然需要国际保护的人员如暴力或国内战争受害者提供了保护。欧盟协调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外部移民政策以三种要素为导向,即安全角度(欧盟外部边界的安全)、经济目标(欧盟成员国劳动力市场)以及人道主义。欧盟难民与庇护政策毫无疑问是人道主义因素下的欧盟外部国际移民法律制度的延伸。但从欧盟难民与庇护政策的实施中充分体现出欧盟对外部边界安全和内部劳动力市场保护的重视,当人道主义与欧盟国内经济因素产生冲突时,后者优先考虑。因此,笔者认为,欧盟难民与庇护法律制度中包含着强烈的政治歧视,并且欧盟立法通过使用“安全第三国”“安全来源国”等概念,用于评价第三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与状况,间接对他国内政造成干涉。第六章对欧盟国际移民的社会保障权利问题进行了论述与评析。劳动力在欧盟内自由流动的加强要求欧盟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便使劳动者不会因为就业地区的改变而导致其社会保障权利的丧失,以及社会保障关系的混乱。欧盟公民行使自由流动权时,因成员国之间社会保障制度差异时可能面临各种问题,如有的国家规定以居留为基础享受社会保障,而有的国家以经济活动为基础取得社会保障,欧盟公民迁移过程中会因为各成员国社会保障取得条件的不同,可能会享受双重社会保障,或无权享受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发生。目前欧盟立法的目的确保个人在欧盟内部迁移时,通过适用单一成员国国内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避免不同成员国之间法律适用的重叠和冲突。就法律性质而言,欧盟法律更接近于解决不同成员国国内社会保障权利法律适用冲突的冲突规范立法。有关国际移民社会保障的实体权利仍然受各成员国国内法律调整。第七章通过对比方法研究了中国国际移民的法律规制问题以及在国际移民相关领域与欧盟的互动关系。受全球化大环境影响,中国海外移民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中国移民人口不断增加,分布区域日益广泛。面对中国移民外流的潮流不能强行加以限制或关闭国门,应当顺应全球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这种局面和趋势,如何趋利避害正确引导,既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移民自身的需求又不至于对世界造成严重的冲击,是中国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立法问题。近年来,我国关注区域性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强与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合作,如何安排经济区域内的人员流动,必然在将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欧盟国际移民法律制度的立体式多层次框架结构既包括纵向的区域化共同政策管理模式,又辅之以横向的区域内外的国家多边合作,为我国国际移民法律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作用。为此,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途径来思考我国对国际移民的法律规制:包括:一、构筑中国国际移民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二、加强边境管理,确保立法统一,机构协调;三、移民管理信息网络的建立与完善;四、促进国际间打击非法移民合作,建立非法移民的遣返机制;五、重塑我国领事保护制度,保护海外移民安全;六、高技能移民的回归---从智力外流到智力内流的引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