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人类在其长期的历史进化中,一直在他们想方设法的智慧里,去逃出自然界。这种智慧就是文化。人可以是历史的存在,可以是社会的存在,可以是传统的存在,但归根结底,人是文化的存在。也正是在这样一种通过生产劳动创造的,独特的、超个体的甚至超群体的人化自然中,人感觉到了自己与动物,乃至与地球上其他全部生命的质的区别,人因此也觉得自己象个“人”了。也因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部内涵,直至向自身终极关怀—彼岸世界的进程,就全部凝结在了对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中。一般讲,对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人类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但是近代以来,由于科学在人类改造自然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随之它也成了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同时当科学一进入学校,就把那种改造自然的态度移置到了人身上,学校教育也就变成了改造人、塑造人的活动。于是教育—学校教育—他人教育这样的顺延关系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那么人类对文化的传承与创造,就变成了是通过他人教育来实现的,这就使得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活动变得非常的狭隘、单一和窄化。实质上,在学校以外,存在着许许多多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活动,它们构成了每个人一生生存与发展各种各样的社会内涵,这些内涵学校是不教的,只有靠每个人自身的自取、自求、自得来获得。因此,人类对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的:(他人)教育和自我教育。从辩证法的内外因可知,(他人)教育只是文化传承与创造的外部条件和影响,只有自我教育才是文化传承与创造的内在根据、内在动力和内在泉源。而自我教育反映在人身上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深深扎根在自然界那种贯穿在所有生命运动变化的自我调节中。而它更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人类的历史进化中,自我教育是从自我诞生的萌芽性机制,经一系列的缘起性机制,直到非常成熟的心理—社会的执行性机制。正是最后这非常成熟的心理—社会的执行性机制中,蕴含的每个个体的动机、价值、情感、需要及主我、客我、社会我、理想我、现实我、个体我等标示了,文化绝不是一个抽象的、虚幻的存在物,它就是以每个个体的动机、价值、情感、需要为基础,在广袤的社会环境中,围绕着主我、客我、社会我、理想我、现实我、个体我所展开一系列的“自我的嬗变”。整个人类的文化史,也就是不同的自我嬗变发生的历史。于是自我的嬗变既反映了自我教育的本质,又反映了文化传承与创造的本质。它在社会实践中大致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每个人每天都有的适应、维持水平的自我教育,它生成了每个人生存与发展的进化境遇,建构了他融会于社会群体,作为人类一分子最自然而然的生命形态;二是那些文化英雄们创造、超越水平的自我教育,它使人类一次次缩短着朝向彼岸世界的距离,也一次次点燃着人类朝向幸福生活的祈望。可以认为,象自然那样的客观确定、客观永恒、客观不朽,一直是人类矢志不渝的梦想。要实现这种梦想,就必须在人类文化传承与创造中,牢牢地遵循自然界有机体运行的基本法则——自我调节,及其在人类社会放大的产物——自我教育,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因文化与天地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