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实证研究表明个体在进行风险决策时往往会偏离期望效用理论预期,Bordalo、Gennaioli和Shleifer（2012）（以下简称BGS）提出的突出理论从决策者的有限注意出发,为这些违背期望效用理论的现象提供了新颖且合理的解释框架。突出理论认为,决策者不可避免地存在有限关注,决策时只能将有限的注意力分配到所在情境中最不寻常、最突出的属性上,并赋予较大的决策权重,从而影响其决策行为。理论上,突出理论可以解释许多经典悖论,包括阿莱悖论和偏好反转,但突出理论是否可以解释我国A股市场股票收益波动,目前还缺乏实证证据。本文以我国A股市场2000年1月至2020年12月的股票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突出理论对我国A股市场股票收益的解释能力。首先,本文以突出理论模型为基础,构建个股突出理论值指标,通过组合分析和Fama-Mac Beth回归发现,个股突出理论值与未来收益呈显著负相关。其逻辑在于,投资者均具有突出型思维,当个股正向回报突出时,投资者会被突出的正向收益所吸引,并预测该盈利状态会在未来持续,遂大量购进该类股票,导致真实价值被高估,未来收益下降;当个股过去负向收益突出时,投资者会格外注意到个股下跌风险,遂不断卖出该类股票,导致真实价值被低估,未来收益上升。差异性分析表明,套利限制越强,该负向关系越显著。其次,本文通过检验盈亏状态对“彩票股”未来收益的影响方向,直接比较了突出理论和经典的行为金融学理论—前景理论对A股市场股票收益的解释能力。前景理论预期投资者在亏损（盈利）状态下偏好（厌恶）风险,更愿意（不愿意）持有彩票型股票;相反,突出理论认为亏损（盈利）状态的彩票型股票的历史负向（正向）收益更为突出,更不会（会）吸引投资者持有。本文实证结果与突出理论预期一致,而与前景理论相反,表明与前景理论相比,突出理论相对而言能够更好地刻画A股市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特征。本文检验了突出理论对A股市场股票收益的解释能力,提供了来自我国股市的经验证据;同时,本文比较了前景理论和突出理论对股票收益的解释能力,进一步验证了突出理论这一新的风险决策框架的合理性与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