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结构转型加剧,蕴藏在各类行业当中的职业规范的约束力日渐弱化,利用职业便利或者违背职业义务实施的犯罪大量涌现。为巩固和补强刑罚执行效果,防止犯罪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后重操旧业继续危害社会,实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在一定期间内剥夺犯罪人继续从事相关职业的权利,将其与原职业环境隔离,于是我国于2015年在《刑法修正案(九)》中正式确立了刑事职业禁止制度。然而,根据刑法第37条之一,现行刑事职业禁止仅适用于自然人犯罪,并未包括单位犯罪。这使得我国刑事职业禁止制度的重要价值受到局限,并未延伸至单位犯罪领域,存在着适用对象种类单一,难以有效规制单位犯罪的设计缺陷。面对当前单位犯罪不断增多的严峻形势,针对单位犯罪的刑事惩罚措施渐显疲态,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本文从分析单位犯罪作为刑事职业禁止适用对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出发,结合刑事职业禁止制度的性质与特征,结合当前单位犯罪的趋势与现状,通过法理上的阐述、实践经验的总结、国内外制度的比较,试图从立体角度有针对性地剖析笔者论点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深入展示其对推动刑罚体系完善、实现刑法目的,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方面的重要价值。最后,笔者就如何从立法设计层面确立单位犯罪作为刑事职业禁止适用对象的有效途径问题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提出了解决办法;还就该制度的适用和执行等问题进行了创新性设想和路径构建,试图通过借鉴社区矫正管理模式、工商行政管理模式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管模式,给初始阶段的单位犯罪刑事职业禁止制度以“滋养”、“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