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高管在职消费、企业并购和投资效率四个角度探讨中央企业集团母公司上缴国有资本收益（也称作“集团母公司强制分红政策”）对集团内上市公司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具体的影响机制。现有的研究大多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自愿性分红和半强制性分红政策对分配股利的公司本身可能产生的影响,鲜有文献关注集团母公司强制性分红政策可能会基于内部资本市场对集团内成员上市公司行为产生的影响。本文将财政部、国资委于2007年12月11日印发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后续颁布的一系列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和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的文件视为对中央企业集团母公司的强制性分红政策。该强制性分红政策规定了每年需要向国家分红的中央企业名单以及相应的需要分红的比例。我们利用这一强制性分红政策作为外生事件,来探讨中央企业集团母公司上缴国有资本收益时,是否会对集团内上市公司行为产生的影响。本文主要基于代理理论、自由现金流量理论、股利政策理论和内部资本市场理论,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和股利分配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企业集团内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研究、在职消费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企业并购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以及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对集团母公司强制分红政策对集团内成员上市公司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具体而言,本文首先探讨了中央企业集团母公司上缴国有资本收益对集团内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讨了集团母公司负面现金流冲击对集团内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和投资行为（即:企业的并购行为和整体投资效率）的影响,得出了如下几个主要的结论:（1）中央企业集团母公司上缴国有资本收益时,该母公司控制的集团内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会显著下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集团母公司遇到负面的现金流冲击时,没有通过提高集团内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比例来为母公司提供资金,相反,集团母公司会通过关联借贷行为从上市公司中转移资金。我们进一步发现,集团母公司强制分红政策的实施会促使大股东进一步通过其他应收款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2）中央企业集团母公司上缴国有资本收益时,该母公司控制的集团内上市公司的高管在职消费会显著下降,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企业融资约束较大、经营活动现金流净值较低、大股东占款较多和政府补贴较低的公司中,这一发现表明强制分红导致了集团内现金流降低进而使得管理者控制的现金流水平下降,一方面使得管理者用于在职消费的现金流降低,另一方面企业内部融资途径受到影响时,外部融资需求会上升,进而会使得企业受到外部资金提供者的监督,进而约束了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集团母公司强制分红对集团内上市公司在职消费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内外部治理水平较高的公司中。最后,本章还探讨了强制分红政策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以及在职消费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我们发现在职消费的降低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强制分红政策对研发支出的促进作用。（3）中央企业集团母公司上缴国有资本收益时,会抑制该母公司控制的集团内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企业融资约束较大、经营活动现金流净值较低、大股东占款较多和政府补贴较低的公司中,这一发现表明强制分红导致了集团内现金流降低进而使得管理者控制的现金流水平下降,一方面使得管理者用于盲目扩张而进行并购的现金流降低,另一方面企业内部融资途径受到影响时,外部融资需求会上升,进而会使得企业受到外部资金提供者的监督,进而约束了管理者的盲目扩张的行为。我们进一步检验了强制分红政策的实施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从短期绩效来看,我们发现市场并不看好在集团母公司被要求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背景下集团内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从长期绩效来看,在此背景下进行的并购不能为并购方带来收益。（4）中央企业集团母公司上缴国有资本收益时,该母公司控制的集团内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会显著提升。在机制分析部分,我们发现强制分红政策实施后,投资机会较少的集团下属上市公司会有额外的现金流出,而且投资机会较少的企业的投资支出也会显著减少,投资效率的提高也主要体现在这些企业中。我们还发现拥有财务公司的中央企业集团内的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会比同类企业有更显著的提升。在异质性检验部分,我们发现集团母公司强制分红政策对集团内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改善作用主要集中在有较好的内外部治理环境中的企业。最后,本文对研究结论进行了相应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此外,我们还介绍了本文的研究不足之处以及未来可以展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