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提供法律服务,以全面、真实地了解案件事实为前提条件。而律师要想全面真实地了解案件事实,必须获得来自委托人的信任。在此过程中,辩护律师的保密义务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维系律师与委托人之间信任关系的重要基础。但是在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中,仍存在律师保密义务规定不够细化、律师保密义务例外规定不完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不够明确等诸多问题。因此,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从辩护律师保密义务的基本内容出发,通过对英美两国律师保密义务相关规定的分析,为解决我国辩护律师保密义务现存问题提出一定建议。第一部分主要是对辩护律师保密义务的基本内容进行介绍。可以将其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国对辩护律师保密义务的相关立法,该部分内容主要体现在《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另一方面是英美两国对律师保守委托人秘密的规定,主要介绍特免权的主体、秘密信息的范围以及例外规定,这对我国扩大保密义务中秘密信息和例外规定的范围以及最终明确“律师——委托人特免权”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部分主要强调辩护律师保密义务的必要性。辩护律师保密义务不仅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信赖说”,强制律师披露其所知晓的委托人信息的行为毫无疑问破坏了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信赖关系,而且有其存在的实践价值,包括维系双方信任关系、保障律师职责的充分实现以及有效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这些价值的实现,确立律师独立的诉讼地位,促进控辩关系的平等化,最终做到在维护实体正义的同时并重程序正义,在惩罚犯罪的同时并重保障人权。第三部分则指出我国辩护律师保密义务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保密义务的内容规定本身模糊,保密义务的主体、客体以及保密义务的存续期间有待进一步明确。其次是例外规定不足的问题,之所以会有律师承担保密义务的例外是因为律师执业过程中应承担一定的公共利益职能,但我国目前存在例外规定不足的问题,有必要将其范围进行扩大化。再次是我国律师保守委托人秘密制度中的权利与义务问题,虽然我国对“律师——委托人特免权”有所涉及,但是并未系统建立,导致律师在遵守保密义务的同时可能会承受一定的刑事风险,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调动起律师遵守保密义务的积极性。最后,律师在遵守其应尽的义务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而这主要是公众对律师职业的了解不够以及法治观念的匮乏所造成的。第四部分主要是针对上述部分提出的四个问题,通过对国内相关学者著作、论文的分析以及国外先进经验的吸收,对我国现存问题提出现实可行的解决措施。首先,明确保密义务的主体、对象以及存续期间,以提高保密义务适用的效率。其次,对保密义务的例外规定进行扩充,主张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应负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再次,明确“律师——委托人特免权”,重视委托人的权利主体地位,达到委托人权利与律师义务的统一。最后,有必要对社会公众进行普法宣传教育,提升全民法治素养,提高公众对律师履行保密义务的接受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