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活动作为人类最为基本的社会活动之一,它使社会获得了自身的基础,同时也助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人类传播活动中,必然要借助于一定的传播媒介。传播活动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介技术的发展。晚清时期,图书成为了贵州社会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它的传播活动在贵州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课题以文化传播学的视角,从传播环境、刻书机构、刻书内容、流通方式、传播受众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探讨晚清时期贵州的图书传播活动在近代贵州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图书传播活动作为人类的现实活动,它不是孤立的、封闭的社会活动,必然要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诸多的传播环境中,图书传播活动与当时以政治、经济、文化所构成的社会环境和以印刷技术、造纸工业、驿传系统构成的媒介技术环境以及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本文认为,晚清时期的传播环境对当时图书传播活动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历时性视角来看,晚清时期贵州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快速发展、宽松的出版制度、媒介技术的改进、驿传系统的建立、以及“改土归流”政策的进一步施行等方面都为当时图书传播活动提供良好的传播环境,有利于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和文化市场的形成。但从共时性视角来看,贵州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媒介技术方面都极其落后,又民族成分极其复杂,苗多汉少,语言不通,这样的传播环境又严重制约着图书传播活动的开展。晚清贵州图书传播活动在复杂的传播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整个图书传播活动呈现出自身的特点,本文第二、三章就是对这些特色进行全面的深入的归纳和分析。晚清时期,贵州的图书出版机构有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刻书系统。在官刻系统中,主要刊刻经典文献、地方志书以及一些管理制度相关的书籍,由于具有一定的经济支持,刻本质量较高;在私家刻书系统中,主要是一些文人和官宦个人出资,要么刊刻自己作品和经典文献,要么刊刻乡贤著作,所刊刻之书一般校勘精细,用纸用墨较为讲究,有不少精刻本;而坊刻则是以盈利为目的,它们主要刊刻文化市场需求较大的、实用性和通俗性书籍,而在用纸用墨方面不讲究,常采用低劣纸张,因此质量普遍不高。纵观晚清时期贵州刊印之图书,与贵州以往的刻本来看,呈现出图书内容丰富、刻本质量参差不齐以及丛书刊刻等方面的特征;而与同时期周边省份的刻书来看,呈现出刻本篇幅普遍较小以及字体圆润、质地柔软而颜色偏暗的特点。晚清时期贵州图书的流通方式涉及到图书交易、藏书、文人传播以及传抄借阅这四个方面。晚清时期贵州的图书交易主要有刊售合一的坊刻、专门售书的书铺以及贵州文人的省外购运这几种形式;而藏书包括学宫藏书、私家藏书和书院藏书,这些藏书很好的起到了文献传承的作用,成为了书籍流通的特殊方式。在交通不便的贵州社会里,文人传播也成为了图书流通的一种方式,既有文人之间的相互赠予,也有客籍文人的输入和本地文人的输出。由于贵州书少价昂的现实,传统的抄书形式依然大量存在,而随着印本书的增多,藏书思想变得开放,图书的借阅活动开始频繁,并出现了现代的图书流通形式。图书传播活动经过生产和流通环节之后,便进入到图书的消费环节阶段而被受众所接受。本文第四章则是对晚清时期图书传播的受众(包括受众类型、受众接受动机以及受众特点)的研究。晚清时期贵州图书的受众类型主要有文人雅士、科举士子和普通识字家庭,但他们各自在消费图书时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文人雅士更多是出于文化继承和文化再生产的接受动机,科举士子则更多表现为对仕途的追求而读书,而普通识字家庭却更多以实用性为其目的。这些众多的图书受众,从地域分布来看,他们主要集中在交通要道附近的府州县;从受众的成员构成来看,具有多民族的特点;从受众籍贯来看,主要是以移民为主的家族、师友群体。本文第五章总结分析了晚清时期贵州图书的广泛传播对贵州近代社会文化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晚清贵州图书传播活动对受众产生的传播效果一方面是通过受众的评价体现出来。受众评价包含了图书内容的及时性评价和延时性评价,以及对图书版本的评价;而另一方面则是图书对受众在感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所产生的作用呈现出来,主要体现在知识群体的崛起、经世致用思想观念的自觉以及救亡图存活动践行诸多方面。晚清时期,贵州图书的广泛传播加快了知识的社会化程度,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重塑着贵州的文化生态,并提倡科学与民主,成立各种学会,创办各种报刊,进而助推着贵州社会文化的变革。在结语中,本文提出晚清时期贵州的图书传播活动不仅实现了贵州的文化继承和文化再生产,促进了贵州社会的文明进程,而且还通过对受众思想、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助推着贵州近代社会文化的重大变革,为当下贵州的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一些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