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后果主义是指,在法律三段论推理无法得出合法且合理的裁判的情况下,在证成法律裁判时考量裁判后果,根据不同裁判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影响,选择对社会最有利的裁判,从而在论证过程中将裁判合理化。回顾2008年的“许霆案”、2009年的“邓玉娇案”、201 1年的“药家鑫案”、2015年的“贾敬龙故意杀人案”、2017年的“于欢故意伤害案”、2018年的“广西百香果女童被害案”不难看出,在司法实务中规则主义在慢慢向后果主义让步。面对这一现象,法学界许多学者表示忧虑。王琳博士认为后果主义侵害了法治所保护的权利并且强烈批判后果主义之中没有一种完整的、真正的法治观,这应该是后果主义所遭受的最严厉的指责。但也有学者对司法裁判领域中的这种转变表示支持。司法裁判究竟应该以什么为裁判的基石?注重后果是否会妨碍法的安定性?如果在司法裁判领域不考量后果,那么审判实践如何处理日益复杂的疑难案件?如果将后果考量纳入裁判过程,那么其地位与限度又该如何界定?这些问题,困扰着如今的法理学界,引起了热烈讨论。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对当今的中国法治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认为,在现实的司法裁判中,后果论证必须经过逻辑一致性、价值判断一致性的考验与限制。后果论证是对形式逻辑推理的一种补充,绝不可能取代形式论证的重要性,并且仍然要经受形式逻辑的检验。在后果主义裁判中后果的择选有一定的标准,必须与法律体系的整体价值取向一致。为了杜绝司法裁判中法官以后果考量为名恣意越法裁判,必须制定措施以使法官能对案件裁判后果进行合理预测并最大限度地适用法律规则做出裁判。在目前的技术背景下,案例指导制度与裁判文书充分说理的要求能对裁判理由进行调适,约束法官裁判时对后果的主观恣意选择。除导论和结语,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追溯后果主义的理论渊源,探讨法条主义的困境,霍姆斯、波斯纳对法律实用主义的辩护以及德沃金对法律实用主义的批判;第二部分、第三部分运用案例实证分析方法,分析后果主义主导的刑事案例,总结后果主义在司法裁判领域的现状,探讨后果主义在中国法治发展中可能产生的弊端;第四部分,从案例指导制度以及裁判文书说理功能两方面,提出约束司法裁判后果主义的外部、内部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