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一生中写过两部重要著作，一部是《道德情操论》(1759)，另一部是《国富论》(1776)。在斯密去世后的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提出“斯密之谜”，一般也称为“斯密问题”、“斯密难题”、“斯密悖论”，说的是斯密的两部著作即《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之间的矛盾。 “斯密之谜”的谜底，100多年来众说纷纭，未有定论。一些学者认为，这两大著作之间不存在对立，“斯密之谜”是个伪问题，即“斯密之谜”根本不存在。另一些学者认为，斯密的两大著作之间存在着对立，但对于“谜面”到底是什么有不同意见。这些观点都有各自的积极合理的内容，但笔者的导师傅红春教授还有一个“谜面”：《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增长”，而《道德情操论》的主题则是“欲望约束”，根据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提出的“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1我们可以看出，“斯密之谜”的“谜底”就是幸福，或者更准确说，就是“幸福最大化”。 分述财富增长(《国富论》)和欲望约束(《道德情操论》)，对于“幸福最大化”而言，思想上、逻辑上和操作上都很一致的事情，为什么后来会演变成一个世界性“难题”--“斯密之谜”呢? 这是因为，亚当·斯密之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离弃了幸福。实际上，从现代经济学诞生的那一天起，在斯密的经济学思想的框架里，幸福或者说人类的福祉一直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只是在斯密之后，主流经济学忘记“财富增长促进幸福增长”只是一个假定，仅仅只关注财富，掩盖了对于幸福这个本质命题的关注。主流经济学对幸福的离弃，在凯恩斯(Keynes，1883～1946)那里达到极致，至今还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然而，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一些关于人类幸福的新的认识已经开始悄然融入到经济思想当中，“两个斯密”合二为一，“幸福悖论(Paradox of Happihess)”引起了经济学对幸福的回归。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财富增长促进幸福增长”只是一个假定，如果把这个假定当成一个绝对的普遍的真理，则是不对的。在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回归中，许多实证研究表明，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在对幸福的回归研究中有两个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一个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誉为“现代斯密”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33～)，另一个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1934～)。 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说：“各种学问，其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怎样活着”的问题”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幸福，微观上讲是为了个人的幸福，宏观上讲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幸福，为了全人类世世代代的幸福。经济学最终要回答的是人类如何才会幸福的问题，是人类如何才能避免不幸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