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英国具有悠久的济贫传统。在向资产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英国政府被迫承担起原本由基督教会承担的济贫职能。不过,英国的福利国家理念和愿景绝不是这种前现代的济贫传统的自然衍生产物。历史地看,工业革命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获得充分发展的同时,也滋生了众多社会弊病,济贫传统由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延续。二战前,英国城市中的贫困民众大量存在,并且抗议、罢工等活动屡见不鲜。这使得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成为一项紧要的任务。同时,由于经历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英国国内的经济状况十分严峻,加上传统福利制度的拖累,使得出台一种改革性的政策势在必行。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重建为这种政策的出台提供了现实契机。英国工党顺应时势而生,提出不反体制、不暴力革命,宣称社会基础在中下层,通过一系列的改良以回应社会福利诉求。在此情况下,由英国工党主持起草、颁布的《贝弗里奇报告》便登上历史舞台。《贝弗里奇报告》可以说是西方社会史上第一部全面的专门构架国家性福利制度的政策报告。它的面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此以后,政府不再把社会福利视为从前《济贫法》意义上的仅仅是一种出于道德的“怜悯”,而是将其奠基在现代公民意识之上,即不分经济状况和社会阶层,全体公民都平等享有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这也是现代福利国家的根本特征。作为《贝弗里奇报告》的起草政党,工党凭借一系列社会福利构想,在战后大选中击败了国家英雄丘吉尔。之后,又在执政期间依照《贝弗里奇报告》中的原则,对英国的福利制度进行了众多改革,开创了西方社会的社会保障体制。但福利国家政策的发展还是经历了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这一体制从产生到不断完善和转型,反映出英国复杂的战后社会形势,以及这一政策本身的多变性。作为一项伟大的制度创造,英国福利国家政策中包含诸多问题。建设之初,国家财政尚能支撑,这些问题都隐而未发。随着建设的不断深化,财政支出越来越大,而财政收入的增长却相对稳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并让人觉得难以忍受。20世纪50年代初,工党内部就率先对福利国家政策进行了反思,出现所谓的修正主义思潮,认为工党原有的社会主义路线已经不再符合英国社会的发展现状,因此,必须立足英国当前国情,对既有的社会主义政治路线及福利国家政策进行必要的修正。其代表性成果是克罗斯兰1956年出版《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进入70年代后,英国经济长期不景气,饱受“滞胀”之苦。福利国家政策日益受到民众的诟病。在保守党的引导下,民众的不满被引向福利国家共识,包括大量工人阶级在内的中下社会阶层选民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正是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生活的福利国家政策应当为今天的经济困境负责。1979年,保守党重新上台并长期执政。在此期间,保守党政府一方面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另一方面缩减政府开支,将市场机制引入福利体制当中,原先由工党所领导建立的从摇篮到坟墓、国家包办一切的福利制度被打破了。英国福利国家制度构建的曲折发展经历,其背后始终暗含着一条主线——公平和效率的动态平衡,这不仅是工党在其执政期间主要解决的问题,到之后的福利国家反思以及保守党上台后的调试,都是这一根本问题的体现。福利国家构建的过程,还体现了英国现代化模式中最经典的“冲突一妥协”原则。对于尚未完全建立起福利国家的中国而言,是继续朝着英国当初出发的方向努力,还是提前谋划以避免可能的危机与陷阱,已不是一个过于超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