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然而,在我们享受巨大的经济发展红利的同时,因为过度追求增长速度忽视增长质量而造成了许多短期内无法弥补的生态创伤,环境污染问题严峻,人民的生存环境面临巨大威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人民对环境质量和环境保护提出了更多、更新和更高的要求,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最紧迫的民生问题之一。对于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讨论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比较经典的是Grossman和Krueger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该理论认为一国的环境质量会随着经济增长由差转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一条倒U型曲线。但是,后来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表现为倒U型,还可能呈现出其他形式,如N型、倒N型和U型等。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指出传统环境库兹涅茨理论并不完善,经济增长不会内生地导致环境污染问题减轻,经济增长不是减轻环境污染的唯一途径。事实上,如果一味地寄希望于“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径,并试图以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带动环境质量改善很有可能会使环境污染水平超过环境承载力的阈值从而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由于环境本身具有非排他与非竞争的公共产品属性,为了达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采取了多种规制方式,环境税费政策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探讨环境税费政策的实行对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本文基于中国1993-2018年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首先对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检验,目的是验证传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的存在性。EKC存在性的初步回归结果表明:在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水平二者之间确实存在曲线关系,但是这些曲线并没有呈现出传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中所述的倒U型,而是呈倒N型;各类污染物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状及拐点有较大差异;此外,按照常用的区域划分方法将我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对我国三大区域的三类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检验,进而证实了初步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地,本文在验证EKC存在性的基础之上引入环境税费因素以及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其他影响因素。将环境税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他相关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建立面板门限模型来检验环境税费政策的实行是否会对环境污染水平产生非线性影响。引入环境税费因素后的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实行的环境税费政策对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存在非线性影响,除此之外,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和对外开放程度也对环境质量具有一定影响。总之,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经济增长和环境税费政策都会对我国的环境质量产生影响,环境税费政策的实施会引起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变动。除此之外,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想真正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增长或者环境税费政策的实行,在经济发展到后工业化阶段,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是一个方面,但是更为重要的应该还是政府顶层设计与企业的技术转变,因此我们还应该更加注重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并充分发挥国际贸易的正向引导作用。本文尝试改变以往研究中将环境税费作为线性因素直接引入模型的方法,通过建立面板门限模型将环境税费政策作为非线性因素引入模型。在此基础之上,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变动为研究视角,对比分析环境税费政策引入前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状及拐点的变动,以此来检验我国环境税费的有效性。但是,环境污染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此本文仍有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完善。由于某些数据无法取得,使得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环境税费政策有效性的探讨上。事实上,除了征收环境税费以外,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还包括很多方面,本文对于环境规制整体层面的影响分析可能不够全面。此外,由于我国环境保护税实行时间较短,本文的环境税费指标并不包括2018年新开征的环境保护税,因此无法分析排污费改税这一政策变动产生的内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