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词或义译词一直是汉语外来语词输入的主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汉语词汇研究中，译词一直夹在外来词和本族词的缝隙之间，未能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外来词研究这边，译词长期以来处于研究的边缘地带，甚至连其外来词身份都岌岌可危；在本族词研究这边，译词常常混同于本族语内部自产语词，而其独特之处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有鉴于此，本论文选择在译名名下研究以译词为主体的外来语词。本文所指的译名有两层含义，一是“所译之名”，指在翻译或语言接触过程中从其他语言中吸收的表达外来事物或外来概念的语词，典型的译名指依据外来概念或所指、按照汉语构词方式或参照源词结构创造的各种名称、学科或专门领域的术语或准术语；二是“名之翻译”，指译名(所译之名)的创制过程。在对以往译名研究回顾的基础上，论文紧紧围绕译名，就一系列重要问题如何为译名、译与借、名与实、译名与命名、约定俗成以及译名的统一与规范等作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以发展、完善译名理论。全文共分九章。第一章“绪论”说明本文选择“译名”作为研究对象的缘由。在汉语外来语词中，译词或义译词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狭义的外来词或借词，在影响和改变汉语概念系统和词汇系统、促进文化交流与传播以及在构建汉语学术架构等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长期以来译词一直夹在本族语内部自产语词和外来词之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而在外来概念词、外来影响词、外源词等以狭义外来词为核心的新术语名下，译词依然处于研究的边缘地带。为此，本文作者提出在译名名下研究以译词为主体的外来语词，通过转变研究视角而改变研究重心，从关注“借”转向关注“译”，把长期以来在外来词研究中处于边缘位置的译词置于考察中心。第二章“译名研究概况”在回顾历来译名研究成就和不足的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自佛经翻译以来的译名研究在译名的困难及可能性、名实关系和名义关系、译法问题、译名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译名与文化交流以及译名的统一与规范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有一些重要问题仍有待作进一步的深入挖掘，主要有：对译名一词本身认识模糊；对具体译法关注很多，但对与译名密切相关的名实、名义等理论问题的研究未能发展和深入下去；对译名与译入语之间在形式方面的相互影响分析细致，但对两者在意义以及意义和形式关系之建立方面如何受到对方影响或制约研究不够；在译名统一和规范问题上认识趋于理性，有针对性地从不同层面提出了各种原则，但对于一些重要原则如约定俗成、名从主人等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对于统一与规范原则背后的理论依据等也未作进一步研究。为此，作者提出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是：从意义出发研究译名，研究以译词为主体的外来语词输入的相关理论问题。研究内容包括：译名研究回顾与评价、译名、译与借、名与实、译名与命名、约定俗成、译名的统一与规范等，以期进一步发展、完善译名理论。第三章“译名”对译名一词本身进行考察，追寻译名名称的渊源，讨论其含义与所指的演变，指出译名可作“所译之名”和“名之翻译”两种解释，并分析译名(所译之名)与外来词、移植词、外来术语等相关概念的关系。本章首先通过分析指出，译名之“名”与古汉语的“名”一脉相承，承袭了“名”的古义，其中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古汉语中的“名”兼有“名称”和“语词”之义，两者混而为一；二是“名”既指口说的“话”，即字音，也指笔写的“字”，即书写形式。译名之“名”包括名称，但又不仅仅限于名称；译名之“名”是语词，但又不是一切语词；译名之“名”大体相当于名词；英文的name和term合起来大体相当于汉语的“名”。然后通过对历来译名之所指的回顾，提出译名有“所译之名”和“名之翻译”两层含义。就所译之名而言，译名指在翻译或语言接触过程中从其他语言中吸收的表达外来事物或外来概念的语词，典型的译名指依据外来概念或所指、按照汉语构词方式或参照源词结构创造的各种名称、学科或专门领域的术语或准术语；就名之翻译而言，译名就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再次创名的过程。本章最后又对译名与外来词、移植词和外来术语等术语进行了比较和辨析，认为这些术语的概念既相关联，又有区别，其中译名与外来词是交叉关系，移植词和外来术语则是译名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章“译与借”从译名之“译”出发，探讨译与借的关系，提出通常所论的译与借，其实包括翻译、创译和借用三种情形，而译、借之争的根源在于对“译”的不同理解。本章首先回顾历来对“译”的解释，指出译的核心意思是“通过语言间的转换传递意义”，语言间的转换包括翻译、创译和借用三种情形。然后分析译、借之争，认为译、借之争主要是争论第三种情形借用(包括音译和形译，也叫语音转写和语形转写或移用)是否可称“译”，争论的根源在于对“译”的不同理解：如果强调“译”的“语言转换”之义，那么音译、形译都属于译，这是广义的译；如果强调“意义转移的同步实现”，那么第一种情形翻译是最具典型意义的译，第二种创译次之，第三种借用则不属于译的范围。在实际的语言转换过程中，翻译、创译和借用三种类型并不总是界限分明的，有大量介于译与创、创与借或译与借之间的中间情形存在。第五章“名与实”从译名之“名”出发，讨论名与实的关系，论证约定俗成不是音义联系的任意性，更不是任意定名的意思，名实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关系。本章首先通过回顾认为，较之先秦诸子笔下的名实，翻译和语言研究中的名实概念较少社会政治色彩而更具语言学价值：“名”专指名称和语词，而“实”既指客观事物，也指概念和意义，但指后者的意味更加突出，翻译和语言研究中的“名义”讨论又是“名实”讨论的延续。然后在回顾历史上名实之辩的基础上指出，符号的任意性和约定性是人们从不同层面看待名实(符号)关系得出的不同结果：索绪尔所说的符号任意性乃针对语言这个自足系统本身而言，排除了一切外在的社会和人文因素，而约定俗成是就符号的社会性和人文性而言，充分考虑了人和社会在建立名实关系中的作用。符号的约定性和定名的任意性以及音义关系的任意性三者不是一回事，名实之间是约定俗成的关系。第六章“译名与命名”探讨译名(名之翻译)与命名的关系，指出译名的本质是命名，是跨语言和文化的二次命名，重点分析了译名过程中不同概念系统和词汇系统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本章首先通过对译名、立名、定名、创译等一系列提法的分析指出，译名的本质是命名，进而说明命名的方式是造词，译名的两种主要方法之一“译”是积极造词的过程，而另一方法“借”则是消极造词的过程，但也是一种造词手段。接着指出命名的特点是以少驭多，语词(名)无法囊括概念的全部，其简洁性特点使其只能通过“占据一点，控制一片”的方式来标示概念。最后论述译名是跨越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二次命名，并着重分析了译名过程中不同概念系统和词汇系统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指出新概念的输入和相应新语词的创立都是在打破系统原有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基础上得以完成的。第七章“约定俗成”对约定俗成提出新的看法，认为约定俗成既指结果，又指过程，约定和俗成是译名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约定既有权威性的一面，又有社会共议的一面，俗成既有合理的俗成，又有不合理的俗成。本章首先通过对“约定俗成”的含义进行分析，认为最早由荀子提出的约定俗成不仅指名实关系的结果，还指名实关系确立的过程，而后者往往为众人所忽略。就译名而言，所译之名与所指之实之间建立联系也要经历同样的过程，其中约定和俗成是这一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接着论述约定具有权威性和俗众性，分为有理据的约定和无理据的约定两种，成熟语言中的名实约定绝大多数是有理据的，汉语译名过程中往往会丧失旧的理据，获得新的理据。最后讨论俗成，认为俗成有合理性和无理性两面，译名的好坏并不完全由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些合理的理由来决定的，只要是约定俗成了的译名，不论“合理”与否，都是恰当的译名。第八章“译名的统一与规范”探讨了译名统一与规范原则背后的理论问题，包括统一与规范的目的与依据、统一与规范原则的层次性和译名统一与规范工作的长期性。人们对译名统一与规范目的的认识从最初的解决具体译名不统一现象逐步提高到“通过对语言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分歧适当地加以整理，引导它向更加完善的方向加速发展”的高度。制定译名统一与规范原则最根本的依据是约定俗成，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具体的语言发展规律。译名统一与规范原则具有层次性，有一般和具体、约定和俗成以及专业与普通原则之分。人类认知的错位与变形性和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译名不一现象是长期存在的，因此译名的统一与规范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一定时期内的译名不统一是正常的，由此而产生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促进学术的发展。第九章“结语”概括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总结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及不足之处，并对译名的后续研究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