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园作为人类生存寄居的场所有着其不可替代性,它不仅是人们身体居住之所,更是精神所向之处。托妮·莫里森和阎连科作为相异文化环境中的作家,他们的小说创作基于自身的文化基因而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然而透过他们二者的作品我们能够发现,他们多书写处于主流文化圈之外的边缘人物,而这些人物的边缘性主要源于他们的身体在强势话语建构中的异质性和被动性。莫里森的《天堂》和阎连科的《受活》分别叙写黑人和残疾人追求理想生存空间的过程,本文主要从两部作品中的身体叙事和空间叙事入手来对异质文化下人们的家园追寻进行探析,由身体的存在状态到空间居所的选择,这其间无不渗透着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思维理念等各因素的共同影响,就此意义而言,黑人与残疾人对家园的寻求不再仅限于小说建构下的文本语境,他们在社会变革、文化环境中的受困与挣扎隐射着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生命境况,他们流动、变异、不安的家园追寻路径映衬着人类共通的对精神原乡的探寻与思索。本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对莫里森和阎连科的作品做简要介绍,通过阐述家园主题在中外文学作品中的流变来说明《天堂》和《受活》两部小说共通的主题架构;第二部分着重从身体叙事的视角来分别对两部小说中人物因身体的异质性而产生的对立进行类比分析,揭示身体在构建群体记忆和进行生活空间选择时的重要作用;第三部分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探究群体生存空间在社会意识碰撞中的动态生成过程;第四部分通过两位作家在文本中的叙事架构来呈现黑人天堂和受活式乌托邦建立背后权力话语的争斗,从不同群体对于家园的寻求迁延到人类共通的对精神原乡的守望与追求;第五部分从主体性的获得、意识形态的操控、文化调试三方面对两部小说中人物建立生存家园艰难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此来探讨异质文化之下人物寻求精神归宿的共同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