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缓解了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资源之间的矛盾,实现了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但是长期限制生育率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少子化、性别比失衡、劳动力供给短缺和人口老龄化等人口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严峻,这些人口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希望通过生育政策的调整来缓解目前已产生的人口问题,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尽管生育政策几经放宽,但是居民的生育意愿却略显冷淡,特别是高学历与高收入群体。在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因素中,教育水平不仅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有关,也与我国人力资源素质水平息息相关,因此分析教育和生育意愿的关系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5）深入分析了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以及影响路径。文章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运用有序Probit模型、Ⅳ Ordered Probit模型、稳健性检验以及异质性分析深入探究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二是扩展并综合考虑“收入-成本”、“观念-认知”与婚姻市场三方面的微观作用渠道,研究了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路径,分析并比较了三种影响渠道的重要性。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教育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且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2）教育可以通过“收入-成本”渠道影响生育意愿。首先教育年限提高了工作的稳定性,使其机会成本增加,进而降低居民的生育意愿;其次教育水平会导致个体时间价值提升,从而对生育意愿产生负向影响。最后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往往也比较大,进而提升了家庭生活成本,从而使得生育意愿降低。（3）教育可以通过“观念-认知”渠道影响生育意愿。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养儿防老”的需求,进而降低生育意愿;同时,教育水平越高,思想观念越开放包容,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生育意愿。（4）教育可以通过婚姻市场渠道影响生育意愿。高学历者婚姻观念更加独立自由,会对生育意愿产生抑制作用;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推迟人们的初婚与初育年龄,且高学历者更倾向于匹配与自己同等学历的配偶,这种婚姻抉择也会对生育意愿起到抑制作用。（5）“收入-成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要大于“观念-认知”与婚姻市场。相较于以往文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本文综合考量了“收入-成本”、“观念-认知”与婚姻市场三个层面的影响,系统分析了教育与生育意愿之间的统计关系,尽可能地降低了遗漏变量风险所导致的偏误。（2）通过扩展渠道变量的测度方式提高了模型的解释能力。其中,“收入-成本”维度补充了教育成本因素;“观念-认知”维度补充了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因素;“婚姻市场”维度补充了婚姻观念因素。（3）教育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或者存在遗漏变量以及测量误差。已有文献由于未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或工具变量选择不恰当,使结果出现较大差异,本文选择“父亲受教育程度”作为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很好地回避了内生性问题所导致的有偏和非一致性。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1）受制于研究问题和篇幅的限制,本文并未逐一处理渠道变量本身的内生性,对于那些显著相关的渠道变量,还需要使用工具变量做进一步因果效应分析,这也是本文未来的研究方向。（2）基于数据的限制,本文研究的是未受生育政策影响的情况下,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未来可以引入生育政策的影响,研究在生育政策实施的情况下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