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对“趣味主义”的命名,包含了“趣味”的审美化和道德化两种演进方式。“趣味”的审美化和道德化以审美的功利关系作为区分标准。本文试图厘清在道德化和审美化演进过程的基础上“趣味”概念,揭示现代文学中“趣味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趣味”的道德化是批评者站在道德的立场对“趣味文学”进行的价值判断,“道德化”的理论基础便是“文艺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从成仿吾对“趣味主义”的重新命名,到沈从文对“趣味主义”的再次定义,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对“趣味主义”的自我标榜和再次命名表明“五四”逐渐成为成为现代文学的传统部分甚至是被批判的部分。“趣味主义”的命名作为话语权力运作的策略而实施,“趣味主义”出现的意义不在于命名内容本身的准确与否,而在于“命名”的对象是否能够帮助其实现预定的实际目标。“趣味主义”在成仿吾与沈从文等人的论述中被赋予了诸多的意义,他们的话语方式生产出“趣味”的意义表层,而“五四文学”就被这样一层外衣包裹着,成为与他们对立的文化整体。“趣味”被他们以“革命”与“严肃”两种理论武器重新武装,形成了新的意义结构体,他们试图通过对“五四文学”的批判,超越自身存在的等级空间。“趣味”的审美化探讨的是“趣味”作为重要的美学范畴在现代语境中何以可能的问题,这个可能性最终落实到探讨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上来。梁启超的“趣味”动力说和乐业观是“趣味”审美化发生论与本质化的重要内容。“趣味”的动力说通过以文学艺术为载体,情感为媒介的动态循环论,形成了趣味本体论与目的论的统一。“趣味主义”的乐业观则表明劳动的无功利性和无目的性是获得趣味的重要要素,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劳作中原本的美和趣味。两者共同说明趣味作为生活、劳作、艺术本身的属性,将趣味的审美化扩展到了整个人生实践的范畴,呈现出积极的生命格调和高昂的生命意趣。周作人将“余裕的生活”作为“趣味”产生的发生装置,并且以“昼梦”为方式回忆历史与虚构未来的理想生活图式来反拨现世生活的“干燥”与“苦难”,将日常生活注入追忆、怀念的色彩使其“审美化”,实现蔼理斯所说的“禁欲与纵欲”的调和与新的道德理想的建制。周作人的“趣味主义”表现为以余裕的人生为基础,以生活的余味为追求,与梁启超将趣味视为生活的本质的“趣味主义”形成互补。朱光潜是四十年代对“趣味”问题进行集中探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以“人生世相”为基础,以培养修养为方式,以“无所为而为的玩索”为生命活动目的,实现“趣味”道德化的理论目标。“趣味”的道德化是朱光潜面对文艺与道德问题的调和方式以及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