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美关系正常化迄今38年时间里,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直接互动对中美关系的演进发展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始终处于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中美首脑互动模式本身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今日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的互动比及当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的互动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尚鲜有针对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各个时期首脑互动全方位、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本文的基本假说是,38年以来中美首脑互动经历了一个由高潮走向低潮,又重回高潮的演进过程。在新的高潮期,首脑互动出现了常态化和机制化的特征。而中美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定位和议程的变化,以及中国从“文革”末期至1990年代初政治体制的持续变化,都对上述首脑互动的演进过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目标首先是追踪1972年至今中美首脑互动模式的变迁过程。并分析中美关系议程变化和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如何影响到各个时期的首脑互动模式。藉此系统地梳理目前尚缺体系性的首脑外交理论,同时尝试着开启一个横跨国际关系学、外交学和比较政治学的跨学科研究视角。本文引言部分界定了“首脑互动”的涵义,并论述了将此概念剥离出广义“首脑外交”概念的必要性。在第一章,笔者首先援引学界关于首脑外交必要性的各种观点,来探讨双边首脑互动的类型划分,以及它们是如何与不同的双边关系形态相联系的。并提出“(首脑间)对应关系”的概念,分析不同类型首脑互动分别适用的对应关系标准。第二章笔者尝试着从一个功能主义的视角探讨如何界定美国总统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下的“对应者”。第三章和第四章笔者分别分析了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中美首脑互动模式的变迁。在整个30多年的时间中美关系定位经历从敌人到准盟友,再到“友好的非盟国”,再到“建设性战略伙伴”和“利益攸关者”的变迁过程。中国的政治体制经历了从毛泽东时代的最高决策者和首席执行官分置体制,到80年代的高层权力极度分散体制,一直到90年代“三位一体制”的确立的变迁过程。这些都如何塑造了特定时期的首脑互动模式。最后笔者得出的结论是：在中美建交前的7年,是首脑互动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的首脑互动的大致符合“为商议重大问题而特别安排”这一形态特征；80年代起首脑互动开始呈现了“非功能型”的特点；1990年代中期中美首脑互动进入了第二个高潮期,首脑互动开始向常态化发展；而随着后9.11时代中美之间共同的国际战略利益扩大,首脑互动又进一步实现了机制化。从政治体制的方面来看,两国政治体制对称有助于首脑互动的开展；反过来,频繁的政府间互动也会促使两国体制向对称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