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媒体接连曝光商业非伦理事件,例如德国大众的“排放门”事件以及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引得公众开始重新审视企业所应承担的伦理责任,如何有效识别并减少工作场所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也逐渐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在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愈演愈烈,发展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大。为追逐更大的经济利益,管理者往往更关注员工能否为组织做贡献,却忽视了其为组织牟利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伦理。直到一些企业因为员工从事非伦理的行为而面临社会舆论压力甚至破产危机时,管理者们才逐渐意识到此类行为的后果严重性。因此,探讨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成因并明晰其间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对于有效防控此类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绩效压力作为当今工作场所普遍存在的压力源,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大多数学者仍将其作为工作压力的一个方面,对其负面影响研究十分有限。本研究依托情绪认知评价理论提出绩效压力将引发员工的职场焦虑,进一步诱发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即职场焦虑在绩效压力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为了更好的探究这一关系,本研究基于认知评价以及自我控制资源理论分别提出两种作用效果不同的调节变量:感知市场竞争强度通过正向调节职场焦虑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而正向调节绩效压力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的间接关系,情绪智力通过负向调节绩效压力与职场焦虑之间的关系进而负向调节绩效压力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的间接关系,从而构建起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取样本数据,沿用前人成熟量表设计问卷并针对企业在职人员进行发放,最终共获得有效问卷393份,利用SPSS26.0、PROCESS插件以及AMOS24.0对观测数据进行分析。先是信效度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验证了观测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再通过回归分析对研究假设进行逐一验证。由检验结果可知,绩效压力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职场焦虑在这一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感知市场竞争强度和情绪智力的调节效应也得到了验证。之后进行结果分析和原因解释,并以此为依据分别从组织层面、管理者层面以及员工个人层面就如何有效规避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提出针对性意见,并提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未来的思考方向。最后,汇总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