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张謇的易学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张謇儒学素养与学养的核心。首先本论文介绍了张謇治易之方法,以及其治《周易音训句读》的主要内容。张謇服膺于桐城古文法与乾嘉考据学,这两种方法对其为学、为文、为人、为事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张謇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桐城文法,使其摆脱单纯为科举而作文的为文意识,转而追求文以载道,以文章为户枢,通达圣人之道。张謇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乾嘉考据学派学风,离不开其对清初顾炎武所开创的有清一代“实学”、“经世致用”之学风的推崇,以及对“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理念的奉行。随后讨论了张謇治易文本《周易音训句读》的主要内容,讨论文本的成书背景、文本的注疏体例及其特点、以及具体分疏了文本注疏引用概况、张謇引汉魏、宋明、清代注疏的内容及其特点,张謇试图恢复古文易的面貌,以及他基于对于考据学方法的推崇试图破除汉宋门户之见,融汇今古文所做的注疏尝试。其次讨论张謇对清代易学注疏之继承与裁剪。从训诂方面来看,以张謇对王引之周易训诂内容的吸收、裁剪为例。张謇试图通过朴学“实事求是”的方法,通达对于经义的理解。但却也走向了其反面,朴学的治学精神一定程度上使其注易的实践呈现出“史学化”的特征,并不能很好的展现经义中的大道,使得这一文本成为一堆脱离经师生活世界、历史世界、价值世界的“死的”材料。从音训方面来看,以张謇对顾炎武易音内容的继承与变通为例。张謇在《周易音训句读》中将“十翼”当作一完全的韵读材料,张謇对顾炎武《易音》“四声一贯”条目的继承、取舍与变通,他对通韵问题已经有意识地关注,在顾氏存疑之处作出拆分为多个韵更为灵活的方式以解决经文韵不协的问题。二人基于“四声一贯”的逻辑前提“古有无四声”之说的理解有差异,他还提出了“缘音以申义,义寓于音”的音义观。从辑逸方面来看,以张謇对马国翰所辑逸象内容的吸收与继承为例。张謇在对《象传》注疏时引用大量的马国翰辑孟喜易象,兼采唐宋义理易学收辑的易象,以期广明八卦之象。张謇非常重视易象体现出的垂范后世,教化百姓“天地之心”的作用,提出“明象达用”的易象观,并非常重视易象之用。然后讨论张謇易学在其实业与教育中的开显。讨论乾坤二卦与其实业、教育关系之说。张謇对于乾坤卦基于六十四卦中的基础地位,以及乾坤卦卦象（父母）、功能（刚柔）、作用（生生）、卦德（勤俭）与实业、教育二者在地方自治中的功能、地位、作用具有同构性的理解,并据此提出了非常具有易学特色的实业与教育关系的学说（父教育,母实业）、经济发展理论（棉铁主义）、生生理论、勤俭观念等。讨论否泰卦与大生实业发展史的关系,张謇对于事物由盛转衰,由衰转盛的自然之理是有深刻体会的,从易道真精神来看,既不需要过度地为张謇实业失败的结局曲护、惋惜,也不需要过度地凸显张謇实业失败的结果。讨论损益卦与张謇的慈善公益事业的关系,张謇认为世间最有价值的损益之道莫过于善之取与与损益,通过善的取与、损益达成“与人共成善类”、“与人共扶善气”的局面,他的慈善公益事业是其善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于王道政治的重要环节,是其实业、教育事业之后的一个必然延伸。讨论临卦与其教育观之间的关系,张謇的教育侧重于国民教育、职业教育,强调建立适于中国国情的教育宗旨、教育目标、教育课程,使教育为实业、为立宪政体提供源源不断新式适用的人才。他的民本职业教育观,以提高职业学校学生就业谋生为其归宿,改变了传统的学堂教育以培养优秀的国家治理人才的目标和宗旨,改变了传统教育的功能。最后讨论张謇易学在其政治与人生中的开显。张謇对于“革之时义,大矣”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无论是早期的维护清政府统治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还是走向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张謇都不赞成以流血革命来实现政治体制的变革。在走向共和的过程中,将共和革命喻示为“顺乎天应乎人的汤武革命”,希望晚清政府、孙中山能够顾全大局以尧舜之德主动禅位,张謇对于革卦的理解,是其快速走向民主共和的重要因素。张謇对于谦卦中中正关系的理解,他一生的出处进退无不以《周易》为其絜矩之道。他在政治活动中的出处进退也时刻把握“中”与“正”、原则性与灵活性原则,始终坚守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至上,在特殊时候,又能放弃个人好恶的品评,与政治势力结成同盟、合作关系,共同推进晚清立宪共和的政治局面。张謇对于干事与节用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体会。他认为施之于人的节道,不能过于苦,过于苦的节道则不利于事业的成功。另一方面施之于己的节道,“苦节利贞”,有利于淬炼君子人格和良好的生活习惯,他在个人生活中极度节俭,却在南通事业创办的过程中却慷慨大方,秉持发挥创造金钱最大价值的金钱观。总而言之,从这篇论文我们可以看到,张謇治周易不仅仅限于训诂考据,也期于通经致用,他在实业方面的巨大成就证明其易学“致用”方面达到极致。张謇不仅仅治《周易》,而且朴学方法论和易学方法论深刻地影响了张謇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成为支撑他成就辉煌事业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