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有关壮族歌圩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分布于不同角度和方面，但却也不无缺憾。由于时代的局限，同时也囿于论者的学科背景、研究理念和旨趣等主客观因素，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将歌圩这一习俗从具体的时空坐标和生活语境中抽取出来，对其进行概括性或泛论性的探讨或叙述，从而使其显示为一种缺乏具体语境和活动主体的文化事象，而在方法上则多偏重于感悟性的文学阐发和历史文献引述，以至田野实证和理论阐释尚不足。而对于已有的一两篇微观实证性论文而言，由于其主要表现为一种较为简短而浅显的描述，论述内容亦较为单一，因而缺乏比较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尤其是缺少对某一具体歌圩的运作状况及其变迁过程的整体研究。为此，本论文尝试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对某一特定歌圩的实在运作状况与变迁过程进行研究。在理论上，本论文对“结构—能动性”的二重性理论进行了某种阐释和运用，不仅将其从日常活动或生活实践移用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结构性事件的分析上，而且还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演绎和阐扬;不仅承认“结构”与“能动性”的二重性事实，而且也肯定了“结构”的使动性与制约性兼具的二重性本质;同时亦有别于许多实践研究对行为动机或驱动力所采取的单一的理性主义分析倾向，剖析了能动者行为背后存在着的理性与感性、利益与情感的二重原动力，进而确立了一种包含着“双重二重性”的“结构—能动性”理论分析框架。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而且，与把田野点确定为一个固定场所或区域的通常做法稍有不同，本研究的田野点由内外两个部分或核心与边缘两个区域组成。　　千百年来，正是有以壮族民众的生计方式、社会生活、思维方式、心理观念等为基础的文化生态的保养，传统歌圩方才得以穿越历史的血雨腥风，虽屡遭禁止和打压，但总能禁而不绝，屡禁屡兴，传承至今。但历史行至当下时，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壮族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歌圩的传统生态基础已经基本消解，因此，传统歌圩面临着或转型或消亡的二选一抉择。在此情境下，由于历史的偶然契机，敢壮山歌圩迈入了官方主导、多方参与的声势浩大的转型与重构进程之中，实现了从歌圩以及歌圩中有关其他事物的名称到歌圩的形式与内容，再到歌圩的功能与意义的多层面重构与嬗变。从其运作来看，敢壮山歌圩的当下转型与重构是受当前高涨的“文化遗产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少数民族族群意识日益彰显的现实态势以及壮族历史文化的固有格局等组成的社会结构性语境的促动和牵引，由地方政府、学者、民众、商家、媒体以及地方文人等六股力量，在以利益为主和情感为辅的双重诉求与原动力的驱动下展开和推进的。在此过程中，民众与地方政府无疑是两股最重要的力量之源，正是因为有此两条河的合流交汇，才有了敢壮山歌圩当下的浩荡生气。但是，当歌圩的生态基础已近消解，民间之源因山歌传承人濒临断代而渐成干涸之势时，空有官方之河，以敢壮山歌圩为代表的壮族歌圩的持久生命力也就存疑了，因此，山歌传承人的培养和山歌文化氛围的营造就显得尤为关键和紧要，这也是政府和民众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