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卡洛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1938-)是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被知名评论家罗伯特·弗萨姆(Robert H. Fossum)誉为“自福克纳以来美国最优秀的小说家”。(Fossum285)欧茨以犀利的笔触描绘出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万象图,涉及阶级、性别、种族、历史、宗教及医学等诸多层面。欧茨的众多作品及作品中展现的深邃思想及精湛文风,为她赢得了诸多奖项,而对于她笔下暴力的描写,评论界却褒贬不一。一些批评者抨击欧茨的作品为“盛满了恐怖装置的停尸房”(Parini156-57),暴力带有过多编纂的痕迹,暴力被用于应对每一局面,这使读者对暴力产生了免疫力,也使作品变得平淡无奇；而其他的批评者认为,欧茨是“黑暗力量”的寓言家,她把现实模式与寓意模式结合起来创造出自己的美学世界,她的小说的终极目标是讲述真相,尽管真相有时是暴力的、残忍的和令人不悦的。面对评论界的赞扬与指责,欧茨提出了自己对暴力的独特见解,她认为暴力是美国现实层面和美国民族性格中的一部分,一个艺术家的道德责任在于如何展现人世间的悲剧并指引人们从痛苦中走出来。欧茨在接受作者采访时说：“在创作时,我并没有刻意添加列维纳斯等哲学家的他者伦理思想,但关爱他者和尊重他者的思想却贯穿我创作的始终”。本文以欧茨的五部小说为文本,从欧茨倡导的艺术道德观出发,借助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列维纳斯的伦理学思想、伊里加蕾的性别差异伦理学思想和社会学家对暴力批判的相关理论,力图探求欧茨笔下暴力背后的五种伦理关怀：个人在意志暴力下“变形”扭曲,真实的身份被抹杀,引发了身份伦理的危机,欧茨欲通过对他者之爱来恢复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并期待着对他者负有责任的伦理关系的建立；面对阶级暴力,欧茨并不主张以暴力的手段实现阶层的上升,但对于那些被痛苦、焦虑、无助所困扰,被迫诉诸暴力的底层人们给予了极大同情,肯定了他们的生命激情与意志,叩问着底层阶级的生存伦理；面对体制与身体的双重暴力下,欧茨笔下忍辱负重的女性成为男性霸权的牺牲品,欲以暴制暴的女性遭受到法律的无情规训,欧茨质疑着男性霸权,追问着性别伦理；面对种族间慢暴力,欧茨渴望着种族的融合与平等,并试图通过对他者之爱建立种族间的“对话”,期待着种族伦理的构建；面对历史书写的暴力,欧茨将真实的历史人物及事件进行改写,以小说演绎了历史中存在的无限可能性与延展性,质询了历史的真实性,思考着历史书写伦理。本文欲通过文本细读,探索欧茨文本中暴力描写背后所体现出的对他者之爱的伦理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