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中国问题》是他对1920年访华讲学之旅的总结,书中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国际环境、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本文主要从中国人的性格、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日文化的差异三方面加以研究。罗素论述中国人性格的优缺点,虽然不完全准确,但相对来说比较客观。中国人恪守礼节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但也会因为部分礼节过于繁琐,从而影响做事的效率。中国人富有忍耐力源于重视家族和政治等级,同时也和儒释道思想有关。中国人的冷漠与经济落后、缺乏法律保障、社会格局等因素有关。罗素希望西方人能够学习中国人性格中的优点来弥补自身的不足。罗素认为,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西方擅长的领域不同,即西方人擅长科学,中国人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罗素指出中西方如果想要更好地发展,就必须相互学习对方文化的优势。另一方面,与西方相比,中国缺少宗教,这样可以避免宗教过激和宗教迫害,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儒家伦理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宗教的作用。罗素认为中日学习西方的方式不同,日本人更偏爱西方的机器,中国人更喜欢西方的思想。但从历史来看,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学习是全面的,而中国则是片面的。其次,罗素认为中日文化的背景不同,并对日本文化中的侵略性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对中国文化中的和平主义精神加以赞赏。从《中国问题》来看,罗素对中国文化总体上是肯定的,希望中国人能够坚守自己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主动学习西方的科学,但不要沾染上其功利主义精神。从当时看,罗素的建议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罗素的建议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我们仍要继承和发扬,增强文化自信,理性看待西方文化,认真分析其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