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上半年开始,美国社会关于“妇女的领域”争论不断。而“妇女的领域”这一概念的核心“真女人”则被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定义为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而非进入社会工作的职业女性。就这一点而言,中国传统妇女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处于相似的境地。她们必须遵守“三从四德”,在家庭中扮演好温柔贤惠的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美两国迅速卷入其中,战争对两国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给中美两国妇女的命运以及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带来了改变的机会。美国历史学家威廉·H·查夫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妇女就业史上的分水岭。二战爆发后,美国妇女就业人数激增,大约有600万美国女性在二战中参与就业,并且相当一部分美国妇女第一次有机会进入工业领域工作,包括男性占绝大部分的军工业。这部分女性中不乏已婚妇女、年长妇女以及美籍华人或美籍黑人等少数群体妇女。战争也给中国妇女的就业带来了较大的改变,也有一些女性进入到工厂工作。但是和美国不同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非是中国妇女就业的“黄金时代”,中国妇女在二战中的就业——尤其是在工业中的就业情况并未取得革命性的发展。本文将结合“社会性别”理论,对中美二战时期的女工发展情况进行比较研究,着重归纳出主要不同点,并对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探索式的分析,力求对于研究战争与女性、社会文化环境与女性角色之间的关系做出一点贡献。本文首先将对“妇女的领域”这一概念在美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并结合中国旧社会的传统妇女特点,对中美两国妇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角色和形象进行探究。文章的主体部分,即中美二战时期女工发展情况的比较研究,将从六个主要的方面进行比较：女工的数量、女工的组成、女工的分布及工种分类、女工的待遇(工作及生活环境)、政府对女工的动员及政策、以及女工运动。通过比较发现,二战期间,美国女工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中国女工增幅不大,在某些地区不增反减；美国女工中已婚中产阶级和年长的妇女比例大幅度提高,第一次超过了未婚年轻妇女,且少数群体妇女也加入了女工行列,如美籍华人和美籍黑人妇女,二战对于后者来说可称为“第二次解放”,而中国女工中多为来自农村或城市贫民中的年轻妇女,为了生计被迫成为工厂包工头的“包身工”；在美国女工中,相当大一部分得以进入军工厂或技术含量较高的重工业,在经过培训之后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而绝大多数中国女工则集中于棉纺织业等低技术含量的领域,极少数的女工能够在电力等行业工作：美国女工总体来讲拥有较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尤其是在军工厂工作的女工,不仅收入增加,而且工作环境得到大幅度改善,而中国女工则工作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长年在恶劣的环境中身体健康受到极大的迫害,妇女基本的生育也得不到保障；美国政府对于动员妇女进入工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除各方面的宣传之外,政府还设置了培训项目和考试机会,使更多的妇女能够拥有较高的技能来从事工业生产,而中国战时的国民党政府在短暂的动员之后,由于受其“反共”政策倾向的影响,对于妇女就业也是持反对和打击的态度；美国女工在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力量,而中国女工则只有在小范围内的自我保护行为,如上海棉纺厂女工自发组成“姐妹会”,并未形成较大的影响。造成中美二战时期女工的发展情况差异的原因,从社会文化环境角度来看,主要有四点：战前美国并未经历独裁帝制社会,而中国独裁帝制历史长达千年,且战争并未发生在美国本土,而中国领土深陷日本侵略,中国妇女受到了更加深重的生理和心理压迫;美国妇女解放的道路是主动的,她们自身寻求解放,而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是被动,虽然有部分妇女先锋倡导男女平等,但妇女主体对于自我解放的意识较弱；美国政府的战时动员政策措施比中国国民党政府更加持久有效;二战结束之后,美国迎来了和平,有利于美国妇女继续发展就业实现解放,而中国在二战之后迅速迎来了内战,国内持续动荡,缺乏中国妇女实现就业的稳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