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基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迫切需求,对于生活安宁权涵盖范围的理解呈现出扩展趋势,但受限于学界理论与可能妨害行为自由的担忧,实践中法律保护的扩展表现出一定的克制性。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之间的矛盾,已有的扩展仍不足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生活安宁权法律保护的具体类型仍存在进一步扩展的可能与空间。由于生活安宁权的内涵丰富,在扩展的同时又需要限制生活安宁权的法律保护以免妨碍行为自由等情况的出现,即欲扩展生活安宁权法律保护的范围,必须同时进行合理限制,既防范过度扩展导致妨碍行为自由等情形的发生,又要避免限制不当的问题出现。基于上述立场,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对生活安宁权法律保护中的扩展与相应限度进行研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将生活安宁权分类为基本行为安宁的生活安宁权、基本空间安宁的生活安宁权与基本精神安宁的生活安宁权。基本行为安宁的生活安宁权又可以分为作为安宁的生活安宁权、不作为安宁的生活安宁权。基本空间安宁的生活安宁权又可以分为私人现实空间安宁的生活安宁权、公共现实空间安宁的生活安宁权、私人电子空间安宁的生活安宁权、公共电子空间安宁的生活安宁权。提出了应该将侵害婚姻家庭生活安宁、给他人带来不安和对生存的恐惧、虚假消费、通过以pua（Pick-up Artist）为代表的精神控制侵害生活安宁等内容纳入生活安宁权的规制范围。生活安宁权仅保护基本的生活安宁,同时妨碍他人基本行为自由的生活安宁不属于生活安宁权的保护范围。公众应尊重自然人基本的社会性行为、传统的民族习惯与有历史传统的地方风俗,这些行为原则上不应构成侵害生活安宁权。生活安宁权的保护范围应局限于基本生活安宁,同时应扩展基本生活安宁的范围。以容忍义务与利益衡量为手段限制生活安宁权的法律保护范围扩展,能够较好地平衡生活安宁权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冲突。生活安宁权法律保护的扩展及其限度设定的过程中,对容忍义务的判断比较复杂,应进行经验与理论的双重分析。在生活安宁权法律保护扩展的限制中,容忍义务有限制作用但仍显不足,需要以利益衡量进一步限制,包括忍受限度不断降低下的利益衡量、行为自由与基本生活安宁冲突时的利益衡量、基本行为安宁与其他基本生活安宁权益冲突时的利益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