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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嵇康之四言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中,对其与其它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观照,挖掘其中所承载的文学与文化的记忆,考察何者成为了其所“复写”的对象,探讨其成文之范式之所在;在此基础上,结合其当时的文学与文化语境以及作者自身的文学、文化与价值取向,分析其对诗歌之句式和语汇的具体运用,说明其得以将四言诗“重写”成功、其新文本得以完成之所在。
文章认为:楚汉浪漫主义精神、“人的觉醒”、“任自然”之思想作为嵇康的主观方面为其诗歌定下了基本的走向;而其时之四言、抒情小赋、魏乐府等文学、文化语境的客观存在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其中,又以《诗经》以及张衡、三曹等人之部分诗文的范式作用尤为重要。正是以上众多因素的合力,使得嵇诗最终将“人言”与“己言”融于一炉,在赋予了四言这一古老的诗体以新的面貌和内涵的同时,也成为了继《诗经》以来的又一座四言诗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