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公司法》改革使我国公司注册制度变为认缴资本制,放宽了对于公司注册资本的限制,不再对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以及股东出资期限做硬性规定极大程度上刺激了市场的活跃度,也赋予公司一定限度上的自治权,有利于形成宽松的市场环境,鼓励投资,调动市场活力。但认缴制下容易出现的股东出资期限畸长问题也使得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受到威胁,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围绕非破产加速到期问题一直颇有争议。对于非破产加速到期能否适用在我国尚未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直到《九民纪要》做出了原则上禁止非破产加速到期,但在两种例外情形下可以采用加速到期制度的回应,为实务上法院裁判统一思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做出了贡献。但《九民纪要》并非司法解释,无法作为法院的裁判依据,在实践中难以直接援引。其次,《九民纪要》中例外情形第一款在现实中的可执行度较小,难以实现。本文在研究后认为,非破产加速到期因为缺少法律规定,原则上应予以否认,但在债权人利益因公司恶意延长出资期限,或因出资期限畸长而导致合法利益遭受损害,面临威胁时,实务上应根据《九民纪要》的有关规定进行灵活裁判,认定在非破产状态下加速股东出资期限制度的合理之处。因此本文在介绍现有关于非破产加速到期的问题有何理论争议后,提出了折衷说的观点,并分析了该制度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制度实施后带来的优越性。第二部分则指出了现有存在的挑战以及不足指出,在最后指出了一些建议,即同时也应该逐步完善《纪要》中关于例外情形适用的规定,并且顺延公司法路径,明晰出有关非破产加速到期的专门性法律,从而使非破产加速到期有合理依据,也能为实务裁判提供更好的法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