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一个极具中国本土色彩的思想概念，它从一个实物名词发展成为多元内涵的抽象概念，其过程映射出原始时代人们的思维由直观到抽象的过程，并且在目前所能见到的部分先秦重要文献里，也不难发现“道”所被引用的次数越来越多，地位也越来越关键，其内容所指也随时代的进程变得日渐丰富。在象形图画文字的时代，“道”被表现为一个人行走在路上，由分别代表行走、人首、人足三种内含的符号组成，这些明显具有生活气息的构字符号足以证明“道”在产生之初本是表现日常事物或行为的，但在人们的思维水平逐渐提高后，它演变成一种形而上的思想体系，上达宇宙奥义，下至万物繁衍，物与人的生息运动规律都可涵盖其内。以往学术界对于“道”的研究多以道家老庄为主，且研究多从哲学、政治权谋、养生方面立论。其它诸子学派学者也多是将“道”纳入其整个思想体系中作非单独性的论述，鲜少有专门的著作。另外，在传统研究中对经典的释读有不少译注并不准确，尤其是儒家传世经典中对“道”的解读，极具纲常伦理色彩，后世观念植入和篡改的痕迹很明显，混淆了对“道”思想发展历程的考证。基于上述情况，本文选择以先秦时代作为宏观背景，以古文献中所描绘、表现的时代顺序作为章节内容顺序，在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古籍中找出“道”的线索，以图勾勒出“道”概念由具体到抽象、由统一到多元的演变过程。本文以研究先秦文献中的“道”为主题，先由古文字中的“道”入手。“道”有明确可查字形的始于金文，本义为道路，虽然还不是抽象的名词概念，但任何一种思想体系或抽象概念都有其产生的现实源头，这个源头在古人使用的象形文字中能够有所映射。通过研究“道”字的创造初衷，可以了解它最原始的指向，进而又可以理顺它的原始含义与后世用法中有何种内在的联系，因此是有必要的，此为研究目的之一。在《易经》、《诗经》、《尚书》中，也有“道”的出现。这三部古籍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是研究“道”由具体到抽象的必经之路。《易经》之“道”虽然仍主要指道路，但开始具有道德层面的指向性。《诗经》之“道”则以具有双关语的语言功能，引申出方法、政令之类的意义。《尚书》之“道”已经明显被运用到治国原则、法律规范的涵义中。但由于时代的久远，这些包含“道”的内容被一再的解读，但大多数都是以误解误，以讹传讹，已经远远无法与古籍中的原意相对应。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二，是通过之前的文字考释来重新解读这几部先秦文献中“道”的含义，经过还原后使其更接近元初本真。古籍中的这些内容，反映出“道”的内涵不断丰富、提升的痕迹。周王朝“家天下”政治格式的结束，导致“大道”的衰落与解体，王官之学散落，诸子之学兴起，各持所创之道论而自成一家之言，正如庄子所言：“道术将为天下裂。”先王的“大道”，随政治格局而分裂成为诸子各成一派的学说，如儒家、法家、墨家、道家、兵家、阴阳家，等都有自成体系的道论。在这诸多的道论里，最有意义的当属道家倡导的老子之道与儒家主张的孔子之道。老子使道升华成为具有哲学式思维的理论，博大精深；孔子把弘道看成毕生追求的信念，偏重于以人为本。此二者既相互包含又各不相同，却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但是，老子所流传下来的重要著作《道德经》(文中均称《老子》)，和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这两部先秦文献却面临着因时代变迁而一再被曲解误读的困境，因此通过梳理“道”语义的演变，来重新理解这部经典，即是本文的第三个研究目的。古文字研究为本文论述“道”之思想源流提供原始依据。大量先秦文献、典籍又为本文提供了研究资料，即通过列举《诗经》、《周易》、《尚书》中关于“道”的言论，梳理其内含扩展的轨迹。再加上前人在文献学方面积累的知识，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础。通过前几个部分的举证，对《老子》、《论语》中“道”的阐释的不妥之处，适当加以修正，并在每一部分的论述夹杂提出个人解释。本文通过研究和梳理关于“道”和早期华夏文化思想形成的关系，以及“道”的现实运用，使读者更能全面的了解诸子百家关于“道”的思想发展和演变，以便更好的把握先秦思想发展的脉络，尤其是更好地理解先秦各家思想的流变及诸子思想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