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湜是“九叶诗派”当中较为边缘的研究对象。本论文旨在排除因“九叶诗派”而预设的现代美学的文学标准,通过文学史料的钩沉,文本的细读分析,与文化心理的探究,来考察唐湜与“九叶诗派”的互动关系与文学影响。本论文以唐湜参加“九叶诗派”的文学活动并受其影响的时段为坐标,将唐湜的文学生涯分为前、中、后三期进行考察。前期以1934年唐湜就读初中开始,至1946年春季唐湜随暨南大学复员回沪为止。中期,也称为“九叶诗派”时期,以1946年春季唐湜在上海的文学交往开始,至1950年唐湜全面总结文学创作,出版了《飞扬的歌》与《意度集》为止。后期以1950年开始,至2003年唐湜生前参与编定的《唐湜诗卷》出版为止。前期,唐湜两次赴延安未果与西安被囚两年的经历,共产主义的理想彻底幻灭,让他以文学作为心理出口。一方面,“水”的意象的描摹,对民间传说题材的喜爱,都反映了他希望重返未经战乱原始家园。对祖先与孩童的崇拜,也是他对前现代的歌颂与向往。另一方面,以对话体与“意识流”的形式尝试转化为“内心独白”的实质,以及功能性的人物塑造,都显示出唐湜过于强烈的抒情主体损伤了文本美学,唐湜在这一时期始终没有摆脱自我经验的迷障。九叶诗派时期,唐湜吸收了以刘勰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论,模仿李健吾与吴尔芙印象式的现代批评,创造出独树一帜的个人批评风格。这种批评风格以批评者的主观感受为核心,强调以阅读灵感作为批评标准,重点抒发批评者的阅读体验,来达到与作者以及批评读者心心相印的写作目的。在文学创作方面,他的诗作中出现了“杀死自我,重获新生”的主题。虽然大部分诗作仍然不够成熟,但身处转型之中的唐湜,也出现了《虹》这样具有比较完整的现代风格的作品。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唐湜与“九叶诗派”之间也存在一些现代美学上的关联性。对“手”的意象与“困穷”的描写,体现了他们对个体价值的赞美,以及对个体层面上的“人民”的深刻洞察。这是唐湜的个人美学最为突出的时期。后期,唐湜因为失去了与现代文学的接触,在政治环境的压迫之下,重新回到编写民间传说与历史故事的主题之中。“海”意象成为阻碍人世幸福的凶险之地,这种无法抗衡的阻拦与以悲剧终结的故事,成为唐湜当时压抑悲愤的心理反映。在八十年代回归之后,唐湜强调抒情与格律,将技法与风格、形式与内容进行简单对应的理论模式,文学理论已经呈现二元与扁平的特征。唐湜此时的文学重心转向对“九叶诗派”的流派建构之中。“政治进步性”与“文艺进步性”是他进行流派建构的基点。因为并未树立足够丰满而独立的个人美学,所以他需要借助“九叶诗派”获得文坛的关注与认可。但因为“九叶诗派”的回归只是历史的界碑,唐湜陷入了建构流派而消解自我的困境。唐湜最终将自我困顿在了流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