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族国家建立以来,国家试图建立政权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相互作用。地处南越之地的广西,自古偏离国家政权中心,国家权力下沉的力度及深度自然独树一帜。本文以南疆地方社会的地域性庄园文化的变迁为例,在呈现地方性的庄园建筑在国家的叙事轨迹中变迁的社会事实上,探究偏隅之地的特殊事件发生过程中国家与地方互动模式的独特性、地方性文化实体变迁背后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历程及由此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在历史上,广西曾爆发过侬智高壮民起义、大藤峡壮瑶民起义、金田起义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自古存之。清以前,广西地方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的治理依赖于宗族组织和乡里制度,宗族或家族是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清末民初,在内忧外患大背景下,国家的权力触角逐渐深入广泛的乡村地区进行资源掠取,地方社会的传统治理势力逐渐被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瓦解。由此,国家与地方进入频繁互动的时期。在广西武宣,河马地区的刘氏家族先祖早期迎合国家意志的“以身报国”行为给国家征用刘氏家族的地方资源提供了契机。国家以诰封家族、御赐牌匾、家庙的行为将国家权威下沉到刘氏家族的庄园实体中,并形成固定的国家象征符号以彰显其隐性的强制力及持续性。而在另一层面上,刘氏家族在形式上接受国家给予权力资源的同时却对农民起义军予以隐性的便利。到了清末民初,在因权力纷争不断而民不聊生、国家权力不断向地方下沉、新的话语群形成的地方语境下,武宣地方家族在地方社会中的中坚地位及其在对待国家与地方的态度上的矛盾性得到了凸显。国家与地方互动的地方性在地方庄园实体的架构上得到呈现并初具雏形。在军阀割据时期,武宣的一部分地方宗族(家族)通过重新利用其在地方的历史资源再次获得了权力资源。同时,广西独特的割据形式使得武宣地区善于积累财富的家族得以崭露头角并加入地主军阀的行列。这一时期,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得到了增强,国家权力以地方庄园这一实体为依托向地方进行渗透并以庄园作为权力的象征。国家与地方互动的模式以武宣庄园实体形成集群的社会事实区别于其他地区。此后,武宣地区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基本在整体的国家与地方互动的历史大框架内演进,同时武宣庄园作为互动的舞台依然凸出。在乡村旅游节的现代个案中,武宣庄园被重新搬上权力运作的舞台,国家以现代性作为主流话语将村落曾经被埋没的传统历史资源——庄园进行了重新整合。而现代性在乡村的叙事却使村落在一定程度上展演着“文化悲剧”：村落的生活节奏与生命意义被重新建构,乡村社会的秩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村落庄园的文化形态被变更,文化意义被重新建构的同时,村落社会的未来指向已不自觉的走进人们的关照视野中。纵观武宣庄园的变迁历程,笔者认为,作为地方性文化实体的庄园变迁历程承载着国家权力在地方运作的逻辑和地方资源因应国家行为的历史记忆。国家与地方互动的实践实现了地方社会秩序的建立与变更并影响着地方社会的未来指向。而这一实践运作的逻辑及结果的独特性则在地方文化实体——庄园的变迁中得到了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