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各种文化之间越来越紧密的关系发展，“移民”现象日益增加。美国历来是全世界拥有移民数量数一数二的国家，而中国移民则是其华裔移民的最大组成部分。过去的数十年中，学者们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华裔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尝试解开自华裔群体诞生以来就伴随着他们的种种困惑。本文以Stella Ting-Toomey提出的“身份认同”，“协商”以及“身份协商”概念为基础，借鉴同样来自Stella Ting-Toomey的身份协商理论（INT），Jackson的文化契约理论（CCT）以及Markus与Kitayama共同提出的独立自我建构理论及互我建构理论，采用话语分析法，对电影《喜福会》中二代华裔的身份协商和重建问题展开分析。本文作者共选取了13个场景，并按照四个不同的主题进行分类，按顺序归于三个不同的身份协商阶段。四个主题分别为：由于母女对于“女儿”这一角色的构想和期望不同而产生的身份协商，女儿由于在母亲眼中成为“他者”“异乡人”而产生的身份协商，女儿由于与母亲之间的语言沟通障碍而产生的身份协商，以及女儿意识到自己文化身份有部分缺失后开始寻找真正文化身份的积极协商。通过分析，作者指出，电影《喜福会》中的二代华裔女儿们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身份协商，从反抗，到反思，到最后的和解与重建，最终女儿们意识到自己不能“忘本”，不能不理性地意味排斥、抵触自己的根文化身份，而应该积极地探索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保持与母亲之间的文化身份联系，并将这种文化身份继续传承下去。正如众多研究者们已经指出的：文化身份的协商与构建一直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一成不变的过程，《喜福会》中的二代华裔们，完成了一个身份协商的蜕变，从漠视自己的根文化身份，到意识到自身文化的部分缺失，再到最终找回文化身份中对母亲而言最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逐渐踏上了一段“无止境”的根文化找寻与保存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