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技术浪潮呼啸而至,美国语境中事前预防、事后纠偏的三方合作式全程基本权利保护设计,为我国的权利保护提供了一份可能借鉴。数据抓取激化了个人数据的隐私失控,机器算法重现了现实世界的不公歧视,而自动驾驶更将个人的生命安全置于危险境地。本文以人工智能的给养（数据）与隐私权、人工智能的核心（算法）与平等权和人工智能的代表性应用（自动驾驶车辆）与生命权为切入点,试图描绘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利挑战与应对方式,进而凝练总结其经验与不足,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规制中的权利保护提供智识支持。当前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规制呈现分散块状样态。个人数据保护以个体身份为划分依据,细分为健康数据保护、金融数据保护和消费者数据保护等。由于消费者身份主体的常态化,消费者数据保护成为数据保护图景中的首要表现,而联邦贸易委员会也成为数据保护的重要联邦机构。由于联邦层面《算法问责法案》的未能通过,黑箱算法所引发的歧视问题肆意增长,现有的算法规制通过改造平等权的差别性影响评估,试图从事后层面纠正不公结果。然而戏谑的是,算法规制遭遇言论自由这一挡箭牌,众多科技公司援引算法输出为言论自由而拒绝接受算法规制。虽然美国联邦层面并未出台统一的自动驾驶技术规制法案,但美国众议院与参议院已经分别提出了关于自动驾驶车辆的立法提案。目前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隐私标准交由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负责方向把控,各州则负责细致的道路测试要求设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迫使基本权利主体的界定松动,基本权利侵害主体的范围扩展,加剧了基本权利的价值风险。尽管美国政府对于技术规制一直秉持着克制态度,避免造成技术的不合理阻碍,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无法回避的向基本权利理论发起冲击。自动机器已经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自动机器的智能化程度逐日提升,智能机器人获得类人的智慧指日可待。同样作为非自然人,法人已经获得了法律地位,并且享有一定的基本权利。智能机器人可否仿照法人人格和权利的发展模式,获得一定的法律地位与基本权利,则成为当前学界的焦点争议。本文认为,赋予机器人一定的法律人格地位将成为全球的主流趋势,但是客观利益需求的缺乏导致其难以成为基本权利主体。技术权力的膨胀导致基本权利的相对方发生偏移,基本权利的侵犯主体不再局限于国家主体,而是国家与非国家集体行动者并立。受限于国家行为理论,众多大型公司行为难以被认定为国家行为,从而逃逸于宪法规范的约束。从基本权利的价值维度考量,机器算法的歧视复刻冲击了平等价值,被遗忘权的广泛蔓延挑战了公开价值,而技术自由更是向人的尊严发起冲击。如何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最小化权利风险,进而成为技术规制与权利保护的重大难题。技术创新与权利保护的平衡需要从两端入手,寻求三方合作。前置性风险预防的权利保障机制与后置性结果矫正的权利保障机制共同协作,试图为个人的基本权利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完整保护。前置性风险预防机制以公平信息实践原则为理论起源,以隐私的设计与再设计原则为理论演进,尤其表现为通过防患技术确保自动驾驶的安全性。为避免技术规制的不良影响,满足了前置性风险预防设计的制造商可以享有一定的责任减免。后置性结果矫正机制则以差别性影响评估为理论起源,以算法和数据保护的影响评估为理论发展,深深体现于2019年未能得到两院通过的《算法问责法案》。此外,构建补偿受害者的保险制度同样是后置性结果矫正的权利保护方案,展现出权利与技术的协调取向。技术壁垒导致国家监管存在着令行不通的艰难局面,国家权力不得不放低姿态,寻求技术权力的合作。国家监管与行业监管的协力合作同样需要公众参与的辅助,从而在保证技术发展活力的同时,维护个人权利的完整性。在国家、行业与个人的三方合作中,国家承担着规范引导与强力执行的权利保护义务。在事前防控阶段中,联邦贸易委员会为公司数据合规提供最佳实践范本,算法的理性透明也成为其下一步的执法考量。为避免各州标准的杂乱不一,联邦交通部抢占了设定自动驾驶车辆安全标准的权力,并交由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负责具体的执行与解释。为抢占技术先机,各州则通过立法和行政命令,鼓励安全的自动驾驶车辆进行道路测试。在事后矫正阶段中,《加州消费者隐私法》已于2020年1月1日正式生效,是美国当前最具代表性的消费者数据保护法案。以肯定性行动为先导,以差别性影响评估、非因因果关系为线索,算法歧视的事后纠偏徐徐展开。仿照美国民用核能所设计的双层保险框架,保险制度的再设计将成为自动驾驶车辆可能的发展方向。尽管美国并没有明确国家在三方合作中的角色任务,但是监管方向的宏观把控,以及强制执行力的及时补充,均是国家当局毋庸置疑的权利保护义务。在国家、行业与个人的三方合作中,行业监管则在元规制中依靠平台公司和行业组织而开展。从压制型到自治型再到回应型的法律形式转变,引发了监管方式的转变:从命令控制式监管到自我监管再到元规制。元规制通过内部运作的反思性以及外部环境的开放性,从而达至技术亲近、回应迅速的最优效果。多家非政府机构联合发表的《多伦多宣言》所提倡权利尽责机制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一脉相承,成为算法平权的行业监管导引。众多科技公司的权利保护政策虽然侧重不同,但均体现出权利保护的意识觉醒。行业监管的具体执行主要依赖于行业组织的标准设定以及第三方认证的公信认可,当下电子广告联盟、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隐私专业人士协会成为行业监管的代表性组织。然而,元规制下的行业监管势必需倚靠外部力量的反思性支持,方能取得斐然成绩,而这除了国家干预外,还主要表现为个人参与。在国家、行业与个人的三方合作中,个人需要提高自身素养,以监督规则的制定和执行。由于个人力量的天然脆弱性,当前个人参与主要通过消费者组织（公众参与）的形式呈现于社会之中。公众参与不仅是主体间理性商谈的当代面相,更是三方合作中的补充与协调。公众参与的基础性前提是个人素养的提升,尤其表现为算法（数据）素养。无论是通过主动学习或是积极参与,个人素养都可以得到正向提高,而这一过程中行业组织和国家机构的作用依旧不可忽视。在事前参与阶段中,消费者组织的监管建议与安全诉求可以改写规则内容;在事后响应阶段中,公众参与可以及时有效的监督规则执行。从参与规则制定过程,到监督规则执行效果,全景参与下的公众角色需要充分表达自我真实意愿,进而达成形式与实质的规范有效性。此外,个人积极行使权利亦是公众参与的展现之一,但权利的行使必须在其界限范围之内,方能达成技术与权利的正和博弈。总体而言,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基本权利保护呈现事前预防、事后纠偏的三方合作样态。就其正向经验而论,隐私理论、设计理论的完善为制度更新提供智识支持,政府当局的审慎态度为技术发展提供宽松氛围,消费者主体的身份定位深挖传统权利保护方式,进而避免了权利保护的束之高阁。就其负向不足而论,国家行为理论将基本权利侵犯主体限定于国家主体,从而放任众多科技公司基本权利侵犯行为的野蛮生长。立法缺失则导致技术繁荣缺乏价值皈依,激化了实践中的责任分配难题。尽管美国同我国的社会背景、法律制度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是技术全球化使得数据保护、黑箱算法和自动驾驶成为全球层面的共同问题。我国当前的数据保护盘根错节,黑箱算法只能借助于数据保护的边缘力量,自动驾驶车辆的事后监管依旧缺位,而公众参与的模糊懵懂,更是一直以来权利保护的切肤之痛。痴迷美国式权利保护固然不可取,但全盘否定美国权利保护的经验同样过于武断。选择性吸收美国经验中的积极优势,提高个人的基本素养,增加公众参与途径,扩容行业自我监管的空间,促成三方协作下的全程权利保护,应是我国未来人工智能领域权利保护的方向选择。